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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共有305篇，其中6篇笙詩，有目無辭。它收集了周朝時期的大量詩歌，來源包括民間收集和公卿獻詩。這些詩歌反映了周朝時期的社會生活、人民情感和傳統(tǒng)文化，成書于東周時期。 《詩經》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發(fā)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不僅是中國古代詩歌的代表，也是中國文學的經典之一。詩經
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
《詩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詩，有目無辭），周時稱“詩”或“詩三百”，成書于東周時期。《詩經》中詩歌的來源一部分來源于搜集的民間詩歌，一部分來源于公卿獻詩。
基本信息
中文名
詩經
別名
詩、詩三百
成書年代
周
作品體裁
詩歌總集
篇幅
305篇
成書背景
時代背景
《詩經》成書于東周時期。周時禮樂文明發(fā)達，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視，被認為與政教相通。在當時可以被歌唱出來的《詩經》自然也就受到重視。而同時，周代又存在著采詩制度，使得當時的貴族也可以搜集到來自民間的詩歌。要之，這一制度的存在使得各地的民歌可以被收集起來有了制度保障。這為《詩經》的出現(xiàn)創(chuàng)造了條件。
生態(tài)背景
《詩經》成書年代的生態(tài)背景同樣值得關注。《詩經》一書成書年代的自然地理環(huán)境已經與當今的自然地理環(huán)境大不相同。那時的黃河流域有著充沛的雨水，造就了許多隰（xí）地，沙區(qū)與島嶼眾多，還生長著眾多亞熱帶植物，生物多樣性豐富。當時的居民農業(yè)、漁業(yè)、狩獵并舉，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環(huán)境中，不僅將自己的情感融入當時的大自然，也從大自然中獲得源源不斷的素材
成書過程
歷史上關于《詩經》最初的成書過程眾說紛紜。主要的說法有“采詩說”“獻詩說”與“孔子刪詩說”。“采詩”是上古時代的一種制度，到周代還有采詩官，他們被稱為“行人”“道人”或“軒車使者”，專門負責到民間采集民歌民謠，然后上報朝廷，目的是便于朝廷了解民情，以便察看朝政的正誤得失。一般認為《國風》中的詩，由采詩制度采詩而來。“獻詩說”的意思是讓各級官員，上到上層官僚下至地方官吏進獻諷喻詩，樂師進獻民間樂曲，史官進獻有借鑒意義的史籍，少師誦讀箴言。而“孔子刪詩說”則是認為當今流傳下來的《詩經》305篇是由孔子編訂的。然而《左傳》記載了在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的時候，魯國樂師演奏《詩經》的事跡，順序與今本《詩經》大體相同。那時孔子才八歲，所以“孔子刪詩說”不準。
《詩經》一書中較早的篇目應當產生于西周初年。據2008年入藏清華大學的一批戰(zhàn)國竹簡顯示，周公旦在慶功宴會上即席所作的《蟋蟀》一詩，內容與現(xiàn)存《詩經》中的《蟋蟀》一篇有著巨大的相似性。根據黃效老師在論文中的推測，二者為源與流的關系。《詩經》晚期的作品應成于春秋時期中葉。具體為何作品，至今仍眾說紛紜。根據鄭玄《詩譜序》介紹，應是《株林》（公元598年）；王夫之認為是《無衣》（公元506年）；而梁啟超則認為最晚作品應為《燕燕》一詩（公元558年）不論哪種說法，《詩經》成書的跨度也都長達500年之久。
內容
《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部分，共有305篇。
風雅頌辨析
風雅頌的區(qū)分歷來有不同說法。一種說法是按音樂樂調來分。國風即各地區(qū)的樂調。雅”即正，是指朝廷正樂，即西周王畿的樂調。頌是宗廟祭祀之樂。正所謂“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另一種說法是按照內容體裁來劃分。《毛詩序》認為，風，從地域上講是屬于某一個諸侯國家的；而雅，則是屬于整個周王朝的。風，在內容上是以某個人的事來表現(xiàn)其所屬國家的風尚的；雅，則是講整個周王朝王政廢興的，不過政有小大，故有小雅大雅之別。頌，是歌頌盛德而告之神明的。
風
《風》包括《周南》《召南》《邶（bèi）風》《鄘（yōng）風》《衛(wèi)風》《王風》《鄭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檜（kuaì）風》《曹風》《豳（bīn）風》，共十五《國風》，詩一百六十篇。
《周南》《召南》為《詩經》一書開頭兩章，編次最前。其中《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周南》《召南》合計共25篇。二南產生的年代為西周末、東周初，為周王室東遷后的詩。《周南》《召南》之所以不用風為名，是因為其產生的地方為周公旦與召公柬的采邑，采邑不能名為國風。二南的產生地，為河南的臨汝、南陽，湖北的襄陽、宜昌、江陵等一帶地方。這些地方是國風中最南的地區(qū)。《關雎》為《周南》第一篇，也為《詩經》起首第一篇。二南詩的內容反映了人民群眾勞動、戀愛等生活，還記載了當時的一些社會風俗與觀念。
《邶（bèi）風》《鄘（yōng）風》《衛(wèi)風》皆是古時衛(wèi)地所產生的詩歌。西漢時三家詩皆以邶、鄺、衛(wèi)為一卷。衛(wèi)地原是殷商的故地，武王滅商以后，將其地三分。具體而論，其大致在今天的河北磁縣、東明、濮陽，河南安陽、淇縣、滑縣、汲縣、開封、中牟一帶。春秋時代，衛(wèi)國君昏庸無道，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于是《邶（bèi）風》《鄘（yōng）風》《衛(wèi)風》的詩歌多有著人民群眾強烈的不滿情緒，無論是婚戀詩還是勞役詩亦或是描寫官吏政府的詩歌，都有著一種憤懣不平之氣。
《鄭風》為鄭國地區(qū)所產生的詩歌，大致出于今天的在陜西西安附近。從時間來看，當是春秋時期的作品，共21篇。《鄭風》的思想較為開放，男女之間有在溱洧等地游春的習俗，所以愛情詩居多。所以《論語》記載到“鄭風淫”。《齊風》共有11篇，是產生于齊國的詩歌，在今天的山東省北部和中部，產生年代大致為春秋時期。《齊風》多反映當時社會現(xiàn)象，戀愛婚姻、士大夫家庭生活等。
《魏風》一共7篇，是產生于魏國的詩歌，為春秋初期作品。魏國所在地大致為今天的山西芮城東北一代。這里自然氣候干燥，土地貧瘠，人民生活相比其他國家比較貧窮，所以詩歌多是諷刺、揭露、發(fā)泄心中不滿，戰(zhàn)斗性較強。《唐風》就是晉風，是產生于晉國的詩風。因為唐地有晉水，所以后來國號改稱為晉。在今山西中部太原一帶地方，即翼城、曲沃、絳縣、聞喜等地區(qū)。晉國國家多內亂，戰(zhàn)事頻繁，所以詩歌上就具有頹廢、求助的情緒。《秦風》共10篇，是產生于秦國的詩歌。位于今陜西地區(qū)及甘肅東部，其產生的年代大致為春秋時期。古時秦地尚武，民風剽悍，故尚武精神也體現(xiàn)在《秦風》中。
《陳風》一共10篇，為東周時期陳國的詩歌。陳地在今河南省淮陽、柘城及安徽省亳縣一帶。《陳風》多半是關于戀愛婚姻的詩，這和該地人民崇信巫鬼的風俗有密切關系。《檜（kuaì）風》數(shù)量僅有4篇。檜地在今河南省密縣東北，這四篇詩歌創(chuàng)作于東周初年鄭武公滅檜之后，是抒發(fā)亡國之痛的詩篇。
《曹風》數(shù)量也僅有4篇。《曹風》是春秋時期產生于曹國的詩歌。曹在春秋時為小國，大致位于今天的山東省定陶縣西北一帶。四篇詩歌反映了當時民眾思治的思想，對社會上的一些現(xiàn)象也進行了諷刺。《豳（bīn）風》一共7篇。《豳（bīn）風》7篇詩歌全部產生于西周，可以說是《國風》中最早的詩歌。豳地在今陜西栒邑、邠縣一帶地方，周平王東遷時，豳地歸為秦所有。豳地重視農業(yè)，農業(yè)發(fā)達，所以《豳（bīn）風》7篇多帶有務農的地方色彩。
雅
雅詩為二雅，分別為《大雅》《小雅》，二雅共計105篇。
《大雅》有31篇，大部分為西周前期詩歌，小部分為西周后期詩歌。成詩最晚的作品大概為《瞻卬》與《召旻》，應是周幽王時候的作品。在作者方面，大雅的作者大致為上層貴族。《大雅》詩歌既有諷刺詩，也有贊美詩。《小雅》有74篇，其中有6篇為“笙詩”有目無辭。《小雅》產生的時間跨度比《大雅》長很多。跨越西周與東周，其中西周末年的詩歌最多。《小雅》中最晚的詩當是截止到東周平王初年，即公元前770年左右。從作者來看，《小雅》的作者既有著上層貴族，也有著下層貴族與身份低微者。6篇“笙詩”為《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稱為“笙詩”是由于它們在表演之時以笙為演奏工具。而笙詩的亡佚時間則在戰(zhàn)國末期到秦朝。《小雅》的詩歌內容大致與《大雅》相似，其中詩歌諷刺詩較《大雅》比要多，并且戰(zhàn)斗性要強。
頌
《頌》包括《周頌》《商頌》《魯頌》，一共有40篇。
《周頌》有31篇，其產生與周初禮樂文明有關。因其是周王室祭祀時所使用的禮詩，所以長久以來被視為“正經”，其產生年代為西周初年。其在內容上既有歌功頌德的作品，也有農事詩等。主要是為了配合禮樂強化儀式，整合社會。
《商頌》有5篇，齊魯韓三家今文詩認為其為春秋時期宋國大夫正考父所作。但據江林昌教授考證，《商頌》應出于商朝統(tǒng)治者之手。主要是頌揚商族祖先的祭祀歌辭。這5篇分別是《那》《烈祖》《玄鳥》《長發(fā)》《殷武》，是商代后期作品。
思想
禮樂思想
《詩經》中無論是祭祀詩、戰(zhàn)爭詩還是愛情詩，皆體現(xiàn)了先秦時期的禮樂思想，皆為可歌。《詩經》本身便是研究先秦禮樂文明的可靠資料，《詩經》中的很多篇章在各種禮典上被演唱。例如《小雅》中《鹿鳴》一詩便是天子宴會群臣的詩歌，通過詩歌的節(jié)奏與語言，宴會人群的宗法觀念得到加強。《周頌》中的《臣工》一篇，則是闡發(fā)農耕的奧義，是行籍田禮的禮歌。
祖先崇拜
《詩經》中祭祀祖先的詩歌展現(xiàn)出強烈的祖先崇拜思想，是祭祀活動的派生物，在產生后又促進了祭祀活動的傳播。《清廟》《維清》《維天之命》等詩是祭祀周文王，《執(zhí)竟》《載見》等詩是祭祀周武王。在祭祀中，祖先崇拜的觀念得到強化，王權的合法性地位得到鞏固。祖先崇拜思想在維系國家內部團結，強化本民族統(tǒng)治與排斥和貶抑殷人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
怨刺思想
《詩經》中的一些詩歌對當時黑暗的政治與不公的社會現(xiàn)實進行諷刺，具有怨刺思想。其詩歌不僅對上層統(tǒng)治集團的壓榨百姓進行抨擊，也也包括對遠古貴族沒落的一種哀嘆。《伐檀》以砍伐樹木開端，批判貴族不勞而獲。“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不播種，不收割，不狩獵，卻日夜有肉食，體現(xiàn)了群眾對于不公現(xiàn)狀的一種極端憤怒。而《黍離》則言對西周舊都的哀嘆，“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流露出對于周王室衰微的傷心之情。
戰(zhàn)爭思想
《詩經》中的一些戰(zhàn)爭詩也體現(xiàn)了當時的戰(zhàn)爭思想。一方面，一些戰(zhàn)爭詩體現(xiàn)出強烈的自豪感、認同感，充滿著樂觀精神。《無衣》中“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表現(xiàn)出同仇敵愾，共同抵抗外敵的慷慨激昂。《常武》里“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歌頌的是王師出征，流露出對于周王室軍事實力強大的自豪感。但另一方面，戰(zhàn)爭又會帶來死亡，帶來平民百姓流離失所。所以，《詩經》中的另一些戰(zhàn)爭詩，表現(xiàn)的非但不是歌頌戰(zhàn)爭，而是反思戰(zhàn)爭，厭惡戰(zhàn)爭，流露出渴望安定的反戰(zhàn)情緒。例如《東山》中的士兵隨軍出征，戰(zhàn)爭漫長，“我東曰歸，我心西悲”，不敢再去想回家的愿望。當其終于回來后，已是“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滿天小雨迷霧蒙蒙，妻子在房內嘆息。
愛情思想
《詩經》中的婚戀詩歌也流露出當時多元的愛情思想。其中既有“發(fā)乎情而止乎禮”的愛情，也有著被拋棄后自怨自艾的悲傷，還有對于負心男子大膽的指責與批判，也有著合乎當時禮義的夫妻和諧的生活。《詩經》中的愛情詩體現(xiàn)了當時尚未統(tǒng)一的多元的愛情觀念，既受當時禮義的影響，也有著原始的大膽鄉(xiāng)野般的愛戀與怨恨。既有著含蓄委婉，也有著率性潑辣。例如《關雎》中的愛情詩顯得克制，體現(xiàn)出中和之美；《靜女》中二人兩相預約，感情真摯細膩；《桃夭》中的愛情則體現(xiàn)了當時女子出嫁后要謹慎處理好與丈夫家人關系的思想，“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而《氓》則是對負心人的盡情控訴。
藝術手法
賦比興
賦
賦是直接言說一件事物。朱熹解釋到“賦者，鋪陳其事而直言之也。”如《七月》，就是直接言說一年四季的勞動生活，涉及到衣食住各個方面。“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等皆是平白如畫的直接描寫，直接點出所要表現(xiàn)的事物。再比如《君子于役》中思念丈夫的大段內心獨白——想象夫妻何時可以團聚，期望丈夫不再饑腸轆轆，也是通過賦的手法直接言說出來。
比
比相當于比喻。比在《詩經》中的用法比較多樣。有整首都是用比的，比如《碩鼠》，整首詩都將奴隸主比貪婪可憎的肥老鼠，“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用比的手法，再配合上重章疊句，寫出了當時群眾的憤怒之情。也有部分用比的，比如“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分別以柔嫩的白茅芽、凍結的油脂、白色長身的蝤蠐、白而整齊的瓠子、寬額的螓蟲、蠶蛾的觸須來比喻美人的手指、肌膚、脖頸、牙齒、額頭、眉毛。也有以具體的動作和事物來比擬難言的情感和獨具特征的事物，如“巧舌如簧”“中心如醉”等。
興
興就是起興，就是在一首詩開頭言說其他事物，來引出詩歌所要寫的事物。朱自清他在《詩言志辨》中說興有兩個意義，一是發(fā)端，一是譬喻，兩個意義合在一塊兒才是興。因此興也就與比密不可分。實際上，在《詩經》中興常常與比結合在一起，如《桃夭》，便是比興連用。既以“桃之夭夭”起興，又比喻家庭幸福，多子多孫。當然，興既與比有共同性，同時又與比有差異性。如“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等句則并無比意。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興也可以詠不相關的事物，也可以不被視作比，但是其與比本質上是相同的，都是一種譬喻的形象思維，都象征著心與物的融合。
人物形象
《詩經》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也比較突出，不同人物各具特色。即使是同類型的人物，也能體現(xiàn)出每個人物不同的個性。比如同樣是被拋棄的女子，《谷風》的女子是“不念昔者，伊余來塈”，感嘆昔日的恩愛到頭來原來是一場空，全詩流露出來的是哀傷之情；而《氓》中的女主人公則是“及爾偕老，老使我怨”，下決心與男子分開，“反是不思,亦已焉哉”。顯示出其決絕的心態(tài)與極端憤怒的心理。
想象思維
《詩經》產生于民間，人民天生的想象思維也在《詩經》一書中有著鮮明的體現(xiàn)。《泉水》寫到詩人預想的歸國時的情形。想象自己所在的車的車軸上涂滿了油，直奔入家鄉(xiāng)；《卷耳》寫到丈夫騎馬登山與疲憊的場景，進而“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想象愛人金樽滿酒，慰藉憂傷，以此來思念出征的丈夫；而《大東》則把天上星象想象為人間現(xiàn)實。如“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想象牽牛星是否可以拉車。
敘事藝術
《詩經》雖然大部分是抒情詩歌，但是其中敘事的色彩也不容忽視。《詩經》中的敘事詩數(shù)量較少，大部分為抒情詩，敘事無論是數(shù)量還是質量上，都不能與后世漢樂府的敘事詩相比。但作為中國詩歌藝術的源頭，同樣不可以忽視其敘事因素。如《生民》通過八章之篇詳細記載了周部族發(fā)明農業(yè)生產的動人事跡，同時《詩經》中敘事也并非完全平鋪直敘，《溱洧》就是較為出色的一首只用四句來略寫春游的全景。主要的筆墨放在敘事上面，集中記敘的是男女結伴游玩的幽默調皮的對話。敘事詳略得當，重點突出。
重章疊句
《詩經》中充滿了重章疊句。重章如《芣苢》，三章只換了六個動詞，其余句子皆一樣。又如《卷耳》中兩章重復“我姑酌彼.....，維以不永......”的句式，僅變換少量名詞。至于疊加，《詩經》使用也同樣廣泛。《漢廣》后三章重復“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東山》思章皆用“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開頭。
雙聲疊韻
雙聲是指兩個音節(jié)聲母相同，疊韻是指兩個音節(jié)韻母相同。《詩經》中運用了大量古代漢語語音中的雙聲疊韻。雙聲如“燕婉之求”中的燕婉，“蒹葭蒼蒼”中的蒹葭，“匍匐救之”中的匍匐，“邂逅相遇”中的“邂逅”；疊韻如“豈弟君子”中的豈弟，“綢繆束薪”中的綢繆，“浮游之羽”中的浮游，“婆要其下”中的婆娑。
版本
先秦
2015年，安徽大學收購入藏的戰(zhàn)國竹簡安大簡記錄的《詩經》是目前發(fā)現(xiàn)的抄寫時代最早、存詩數(shù)最多的古本。2019年出版的《安徽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一）》含《周南》《召南》《秦》《侯》《鄘》《魏》六國國風，收錄了57篇詩，對《詩經》研究具有重要意義。該出土文獻與今本《詩經》編次多有不同，同一字句的寫法亦多有歧異，提供了豐富的通假字和異體字等異文材料。
西漢
西漢時《詩經》一書有今文詩經與古文詩經。今文詩經有“齊詩”“魯詩”“韓詩”。“魯詩”出自魯人申培，“齊詩”出自齊人轅固，“韓詩”出自燕人韓嬰，三家詩在西漢被立為博士，成為官學，興盛一時。“魯詩”于今文詩經中出現(xiàn)最早，以嚴謹著稱，并沒有刪省章句的做法，但論述簡約不繁瑣。“齊詩”主要附會陰陽五行說，理論包括四始五際和五性、六情、十二律等，體現(xiàn)的是天人感應與天人合一的思想。同時其解釋各地不同詩風的文化背景，開創(chuàng)詩經地理學先河“韓詩”解詩，側重于直接闡發(fā)義理，介紹《詩經》以外的社會知識與背景。其解詩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社會的治理，士人內心的修養(yǎng)的提高。以上三家詩皆亡佚，僅留《韓詩外傳》。
古文詩經為“毛詩”，其為魯人毛亨和趙人毛萇所傳。毛詩在每篇之前均有題解，而《關雎》一篇題解前有一篇對《詩經》的總論，后人遂稱各篇題解為小序，總論為大序。今本《詩經》，也多依據毛詩系統(tǒng)。“毛詩”結合儒家思想解釋《詩經》，主張美刺教化，看重訓釋詞義。接近詩經產生的時代，保存的原始釋義較多，被后世學界廣為引用。
東漢
東漢時儒學大師鄭玄為毛詩作箋。該箋注以毛詩為底本，融合其余三家詩說法，通過史實、地理、民風與禮解詩。鄭玄箋注毛詩，辨章學術、考據源流，結束了齊、魯、韓、毛四家《詩經》學派異說紛紜的局面。此后學者一般都研習毛詩，齊魯韓三家詩漸無人問津。現(xiàn)今，三家詩皆散逸，僅《毛詩》一家流傳于世，其中《齊詩》亡于曹魏、《魯詩》亡于西晉、《韓詩》亡于北宋，另有《韓詩》流派的衍生著作《韓詩外傳》10卷幸存。鄭玄箋注的版本主要有唐和唐以前的寫本，唐宋石經本與五代宋以來的刻本。
唐代
唐時孔穎達撰《五經正義》，中有《毛詩正義》（又稱《毛詩注疏》）。該本取毛詩與鄭玄的箋，從此也就確立了毛詩在《詩經》史上的經典地位。《毛詩正義》一書具有官學性質，結合儒家思想闡發(fā)義理，繼承詩教傳統(tǒng)。又取北方的樸學思想，糾正當時南方浮夸學風，因此《毛詩正義》保留了北學特征。《毛詩正義》有單疏本與合刊本。單疏本有唐寫本與宋刻本，均已失傳。該本宋元明清皆有刊本。
宋代
朱熹作《詩集傳》，一改前人訓詁詩經傳統(tǒng)，注重義理的闡發(fā)，同時又不荒廢漢學，形成了屬于自己的多維詩經解釋學。《詩集傳》一方面對毛詩序言進行批判，一方面不完全廢棄毛詩對于單章詩的理解，另一方面又能吸收以歐陽修為代表的“本義派”和“二程”為代表的義理派的學說。最終用章句訓詁和義理解釋結合的方法來解釋《詩經》，集《詩經》解釋法之大成。《詩集傳》宋刻本已亡佚，明清刻本流傳較多。現(xiàn)在同時流傳的《詩集傳》有二十卷本和八卷本兩種版本，如《四部叢刊三編》有影印宋刊本《詩集傳》20卷。
明代
明人安世風有《詩經批釋》，是一種具有成書體例的評點本。《詩經批釋》特點是注重藝術分析，同時突破牽強附會的表面章句見解，深入本質。評點詳略得當，切中肯絮，率性而不隨意。其分為四卷，《風》《大雅》《小雅》《頌》各一卷。每卷各篇先列篇名，有30篇，篇名下有題下評論。之后列出詩歌正文，對其進行分章節(jié)評述。開頭處有眉評，經文行間有旁批，一些章節(jié)末尾處也有小字雙行夾批，這些是無意識對文學評點本子的最初形態(tài)。現(xiàn)今該本有明朝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商邱安氏原刻本，現(xiàn)今藏于復旦大學圖書館，一共有四卷，四冊。
清代
明末清初王夫之寫有《詩經稗疏》。《詩經稗疏》在廣泛吸收前人學說的基礎上側重于對《詩經》中的名物訓詁進行考辨，注重實證，實事求是。立足《詩經》文本，考證音韻。求之于歷史事實，證之以科學知識。該本有湖南巡撫采進四卷本等。
馬瑞辰有《毛詩傳箋通釋》。《毛詩傳箋通釋》在發(fā)揮自己思想的基礎上集錄了當時可以搜集到的注釋《詩經》的典范之作，比如毛詩、鄭玄的箋注等，并借鑒了清代乾嘉學派的成果，是清人對《詩經》歷代注釋、訓詁的集成之作。該書版本有道光十五年（1835年）學古堂刻本、《皇清經解續(xù)篇》本、光緒十四年（1888年）廣雅書局重刻本與1989中華書局標點排印本。
王先謙有《詩三家義集疏》，此書是研究漢代三家詩學的集大成之作。對齊詩、魯詩、韓詩做出了詳細總結，正所謂“網羅詳備，論證精審，可謂集三家《詩》學之大成。”但此書同樣有缺漏，不僅有訓詁的錯誤，還夸大了漢儒對師法和家法的堅守，校勘異文也存在著片面化的傾向。
當代
評價
正面評價
毛宣國教授認為《詩經》為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匯集了中國在詩歌創(chuàng)作上積聚了五百年之久的經驗，同時對后代的詩歌創(chuàng)作具有重大的意義。先秦儒家孔子曾評價，“不學詩，無以言”，強調《詩經》一書的教化與交際功能。南宋理學家朱熹認為學習《詩經》可以的“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清代漢學家戴震則認為《詩經》反映了高度現(xiàn)實生活，并具有考據的意義，可以以詩來考據詩。其比興的手法為《楚辭》所繼承，其四言詩的格式在后世曹操的詩中也再次得到了發(fā)揚，而一唱三嘆的感情，哀而不怨的美學傳統(tǒng)也為后世文人所繼承。復旦大學教授章培恒、駱玉明認為《詩經》在中國漫長的歷史時期中，為古代詩人們提供著源源不斷地可以借鑒的瑰寶。而當《詩》在漢代被尊為經后，其風雅的精神，現(xiàn)實主義的傳統(tǒng)，激勵著一代又一代文人在詩中反映現(xiàn)實，進行諷刺。
負面評價
文學史研究者游國恩、王起、蕭滌非、季鎮(zhèn)淮、費振剛認為《詩經》中的《雅》《頌》存在著貴族公卿獻詩，比如《公劉》《大明》等詩，有歌功頌德的痕跡影響了后世的廟堂文學和宮庭文學，使它們成為應制之作，喪失了表現(xiàn)個人情感的活力。而歷代禮樂志中所載的郊廟歌、燕射歌，以及虛夸的賦、頌、銘、誄（lěi）等，也都是這一類作品。同時，后世一些文人對《詩經》進行合乎自己要求的曲解，使之成為“厚人倫"“美教化”的說教工具，也有阻礙社會發(fā)展、思想解放的負面作用。
影響
中國影響
政治影響
外交辭令
《論語》中曾說到“不學詩，無以言”，這點明了《詩經》在當時社會交往中的重要作用。《詩經》一書曾在中國外交場合發(fā)揮過重要作用，《文心雕龍》講到“春秋觀志，諷誦舊章，酬醉以為賓榮，吐納而成身文。”說的就是在外交這種公共場合下，通過引用《詩經》中的句子，賦詩言志，一方面展現(xiàn)自己的學識與修養(yǎng)，另一方面可達到外交目的。《左傳》一書就曾記載過多次通過使用《詩經》中的語句作外交辭令達到外交目的的事跡。如秦哀公就曾用“豈曰無衣，與子同袍”來表示自己愿意出兵相助，秦穆公用“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表達對重耳的期望。
采詩傳統(tǒng)
《詩經》中的詩，特別是《國風》中的詩，一般認為，由各地采詩而來，這對后世王朝的采詩制度產生了影響。這種制度也在后世被傳承下來。漢時的漢樂府正是這種采詩傳統(tǒng)的體現(xiàn)。采集各地民歌，以供朝廷演奏，同時了解各地民情。魏晉時期，同樣具有樂府機構，采集各地俗樂民歌，并由樂府專業(yè)人員對其進行改編。正所謂“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國家通過采詩制度了解各地的民風、情況，改正自己的過錯。
文學影響
哀而不傷
《詩經》中雖然有很多怨刺詩與愛情悲劇的詩歌，但也流露出了悲傷的色彩，然而這些詩歌的思想感情并沒有太過于激烈，傾向于克制，總體呈現(xiàn)出一種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的美學特征。《正月》之詩雖批判統(tǒng)治者，不滿自己不得重用，然而整體的情感是憂傷孤獨，“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這也影響了后世的詩歌創(chuàng)作觀念，比如杜甫詩歌沉郁頓挫，激憤之情始終沒有一瀉千里而是一唱三嘆的流露出來。
抒情傳統(tǒng)
《詩經》大部分詩歌為抒情詩，即使是像《公牛》這樣的史詩，也抒發(fā)的是祖先崇拜的思想感情。《詩經》以其數(shù)百篇之多的抒情詩，奠定了中國抒情文學傳統(tǒng)。后世無論是唐宋詩還是宋清詞，皆以抒情占據主流。抒情言志成為中國文學的主流，奠定了中國抒情文學極為發(fā)達的傳統(tǒng)。
比興手法
《詩經》中的比興手法為后世借用，《屈原》的香草美人的表達方法就是對比興手法的發(fā)展。后世古詩十九首的“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青青河畔草，郁郁園中柳”等比興形象化境界的創(chuàng)造，皆受到了《詩經》的影響。在這里物我交融，情與景完美和諧統(tǒng)一。總之，《詩經》中的比興手法形成了中國詩歌創(chuàng)造含蓄蘊藉、韻味深遠的特點。
國際影響
東亞影響
《詩經》一書很早便傳入日本，478年，渡海到日本而來的中國人便留下了最早的使用《詩經》的記錄。在中國唐代，日本奈良時代，日本派出的遣唐使給日本帶來了“毛詩”注本與唐朝傳詩制度。《古今和歌集》中的詩歌，也可看到與《詩經》相似的描述，可看作借鑒《詩經》而寫。而《詩經》中的詞匯如“輾轉”“反側”“三秋”“局蹐”等也進入到了日本詞匯中，收錄到了日本的《日用大詞典》。江戶“雅俗文化”形成過程中，《詩經》的“勸善懲惡觀”與“人情說”對當時產生了較大影響。
歐美影響
因為海洋與陸地的相隔，歐美地區(qū)的《詩經》傳入相對較晚。在20世紀以前，歐美對于《詩經》的研究多以翻譯、介紹為主，少思想上的闡發(fā)與藝術上的討論，此時的影響多停留于表層，尚未深入學理層面。而20世紀以后，對《詩經》的研究逐步以文學研究為主。法國葛蘭言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研究《詩經》，影響到了其文化人類學理論的建構。韋利的《詩經》研究則是借鑒人類學與民俗學的研究成果。愛德華受到《詩經》啟發(fā)，撰寫《從詩經看中國先民的風俗風情》；《詩經》一書，同樣也為葛蘭西的《中國古代祭禮與歌謠》一書的撰寫提供了可以參考的材料。
衍生作品
名稱 | 類型 | 創(chuàng)作者 |
大雅、關雎、鶴鳴九皋 | 古琴曲 | 吳文光 |
在水一方 | 現(xiàn)代歌曲 | 鄧麗君、瓊瑤、林家慶 |
詩經圖 | 繪畫 | 馬和之 |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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