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孛兒只斤·忽必烈是元朝的開國皇帝，也是大蒙古國的第五位可汗。他是成吉思汗鐵木真的孫子，尊號為薛禪汗。孛兒只斤·忽必烈
大蒙古國第五位可汗，元朝開國皇帝
忽必烈畫像
孛兒只斤·忽必烈（傳統(tǒng)蒙文：?????????? ???????，西里爾蒙文：Боржигины Хубилай；1215年9月23日－1294年2月18日），蒙古尊號“薛禪汗”（拉丁拼寫蒙文：Secěn qahan），大蒙古國第五位可汗，元朝開國皇帝（1260年－1294年在位）。成吉思汗鐵木真之孫，監(jiān)國孛兒只斤·拖雷第四子，元憲宗孛兒只斤·蒙哥弟。
基本信息
中文名
孛兒只斤·忽必烈
別名
元世祖、Kublai Khan(即“忽必烈汗”，英文中對他的通用稱謂)
性別
男
所處時代
元朝
出生地
漠北草原
民族
出生日期
1215年9月23日
去世日期
1294年2月18日
終年
八十歲
去世地點
元大都宮城紫檀殿
陵墓
起輦谷
謚號
圣德神功文武皇帝
尊號
儒教大宗師、薛禪皇帝(國語)、憲天述德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未受)、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
廟號
元世祖
主要成就
建立元朝，推行一些漢化政策消滅南宋、大理，加強對西藏的管理，統(tǒng)一全國首創(chuàng)行省制度，開鑿大運河擊敗西北諸王叛亂，維護統(tǒng)一
君王信息
在位時長
1260年5月5日至1294年2月18日
前任
元憲宗孛兒只斤·蒙哥
繼任
元成宗孛兒只斤·鐵穆耳
年號
中統(tǒng)、至元
都城
元大都
朝代
元朝
登基時間
1260年5月5日
退位時間
1294年2月18日
家庭情況
父親
孛兒只斤·拖雷
母親
克烈·唆魯禾帖尼
原配
弘吉剌·察必
子
孛兒只斤·朵兒只
女
孛兒只斤·月烈
人物生平
早年經(jīng)歷
孛兒只斤·忽必烈，生于元太祖十年八月二十八日（公元1215年9月23日），是成吉思汗鐵木真的孫子，其父為元睿宗孛兒只斤·拖雷，其母為孛兒只斤·拖雷的正妻怯烈氏，孛兒只斤·忽必烈孛兒只斤·是拖雷的次子，在孛兒只斤·拖雷的十個兒子中排行第四。
孛兒只斤·忽必烈年少時，仁厚聰慧、英明敏銳，又對母親十分孝順。元太宗四年（公元1232年），孛兒只斤·拖雷逝世，喪父之痛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孛兒只斤·忽必烈迅速成熟，為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孛兒只斤·忽必烈募集藩王府內(nèi)的臣子及各地精通儒學的學者，向他們請教治理國家的方法，了解前代君王的功業(yè)逸事。在孛兒只斤·忽必烈的努力下，他的身邊逐漸匯集了一批儒家學士和豪杰英雄。
在臨時應召和長留漠北的漢族士大夫中，張德輝、劉秉忠、李冶、姚樞等人系統(tǒng)地向孛兒只斤·忽必烈獻上了治國之道。張德輝為孛兒只斤·忽必烈講解治國之策與儒家思想；劉秉忠時常上書進言，為孛兒只斤·忽必烈治理國家提出了切實可行的建議；而姚樞針對蒙古國的弊政，結(jié)合漢地王朝的統(tǒng)治經(jīng)驗，總結(jié)了治國理政的八條宗旨和救治時弊的三十條建議，深受孛兒只斤·忽必烈的認可；李冶則就舉才用人向孛兒只斤·忽必烈提出了諸多見解。這些學者的建議為孛兒只斤·忽必烈提供了許多知識，也為他了解中原漢地和日后治理國家提供了思想準備。
總領漠南
元憲宗元年（公元1251年），孛兒只斤·忽必烈的兄長孛兒只斤·蒙哥登上汗位。孛兒只斤·蒙哥即位后，孛兒只斤·忽必烈開始參與政事，替兄長出謀劃策。對于孛兒只斤·忽必烈的上奏，孛兒只斤·蒙哥大多聽從他的意見。孛兒只斤·蒙哥認為孛兒只斤·忽必烈在自己的同母弟弟中最為年長，也最有才干，因此將漠南漢族地區(qū)的軍國事務全部交給孛兒只斤·忽必烈處理，以應對孛兒只斤·窩闊臺系、察合臺系諸王等敵對勢力。但文臣姚樞勸說孛兒只斤·忽必烈，認為漢地地大物博，如若孛兒只斤·忽必烈掌握大權(quán)，容易遭到可汗猜忌。于是，孛兒只斤·忽必烈請求只掌管漠南的軍事，而不管理政治事務。得到蒙哥同意后，孛兒只斤·忽必烈率眾南下，駐扎于金蓮川（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錫林郭勒盟正藍旗上都鎮(zhèn)附近）。
此時，孛兒只斤·忽必烈在延請四方文學之士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個號稱“金蓮川幕府”的謀臣侍從集團。這些謀臣和侍從地域種族各異，技能職業(yè)有別，學術(shù)派別林立，志趣主張也不盡相同，大致可分為刑州術(shù)數(shù)家、理學家、金源文學家、經(jīng)邦理財家、宗教僧侶等。他們分別從自己的學術(shù)志趣出發(fā)，闡釋各自的政見方略，為孛兒只斤·忽必烈提供理政建議。孛兒只斤·忽必烈對于不同人群提出的建議，往往兼容并蓄，多聽多問，擇其有益者從之，并不明顯地抑此褒彼。
遠征西南
元憲宗二年（公元1252年），孛兒只斤·蒙哥命孛兒只斤·忽必烈率軍遠征大理。由于蒙古軍久攻江淮和四川而不下，但攻打吐蕃卻十分順利，加上大理國力衰微，因此，孛兒只斤·蒙哥決定遠征大理國，從西南包抄南宋，進而攻滅南宋。根據(jù)孛兒只斤·蒙哥的旨意，全軍軍事由大將兀良哈·兀良合臺和孛兒只斤·忽必烈統(tǒng)領。七月，遠征大軍祭旗出發(fā)。
大軍途徑六盤山時，許多地方官趕來，請求孛兒只斤·忽必烈開恩庇護，只有延安路（今陜西省延安市）兵馬使袁湘向孛兒只斤·忽必烈進言，說明本路軍戶困乏的弊端，并提出相應的解決措施。孛兒只斤·忽必烈采納了袁湘的意見，并對他進行了表揚，對其他官吏只求私利的行為則進行了訓誡。這樣一來，孛兒只斤·忽必烈在陜甘一帶留下了體恤百姓、秉公執(zhí)法的名聲。
次年八月，孛兒只斤·忽必烈所率大軍到達了忒剌（今四川省松潘縣附近），然后兵分三路，將領兀良合臺率領西路軍，孛兒只斤·忽必烈率領中路軍，將領也只烈率領東路軍，取道人跡罕至的地區(qū)，避開南宋軍隊，繼續(xù)行軍。渡過金沙江后，蒙古軍隊逐個攻下了臨近的砦柵，兵臨大理國城下。孛兒只斤·忽必烈派出三名使者前去勸說大理國歸降，使者有去無回，于是，孛兒只斤·忽必烈下令攻城，還親自登上點蒼山查看戰(zhàn)況。在蒙古軍的攻擊下，大理守軍潰敗，大理國王段興智和權(quán)臣高祥率眾逃離。孛兒只斤·忽必烈命大將也古領兵追擊，擒殺高祥。
入城后，孛兒只斤·忽必烈發(fā)現(xiàn)自己派出的使者已經(jīng)被殺，十分憤怒，想要屠城，但在侍從劉秉忠、姚樞等人的勸諫下，孛兒只斤·忽必烈放棄了屠城的想法，并命姚樞在布帛上書寫止殺之令，做成旗幟，插在大理的街上。蒙古軍士看到旗幟后，不敢肆意搶掠，大理城民眾的身家性命和官民財產(chǎn)得以保全。元憲宗四年（公元1254年）春，孛兒只斤·忽必烈率軍返回，留下將領兀良合臺駐守大理，并命劉時中為宣撫使，管理云南地區(qū)。之后，段興智被俘歸降，在他的協(xié)助下，蒙古軍隊迅速征服了云南全境。
遠征大理的成功，使得蒙古國完成了對南宋的包圍之勢，也打開了向南亞、東南亞擴展的通道。云南被納入蒙古王朝的統(tǒng)治，促進了多民族統(tǒng)一國家的發(fā)展壯大。遠征大理的成功，也展示了忽必烈的軍事才能，為之后爭奪汗位中贏得蒙古諸多貴族的擁戴做了準備。
治理漢地
蒙哥對孛兒只斤·忽必烈十分器重，于元憲宗三年（1253年）命孛兒只斤·忽必烈在南京（今河南汴梁）、關(guān)中（今陜西省西安市）二地擇一為封地。孛兒只斤·忽必烈聽從了姚樞的建議，選擇關(guān)中為封地。之后，孛兒只斤·蒙哥又將懷孟（今河南省焦作市）作為封地賜予孛兒只斤·忽必烈。孛兒只斤·忽必烈對漢地失于撫治的情況了解頗多，于是，他請求孛兒只斤·蒙哥將黃河以南的屬地交付自己試行治理。孛兒只斤·蒙哥同意了他的請求，孛兒只斤·忽必烈得到了治理河南、關(guān)中的權(quán)力。在姚樞等人的建議下，孛兒只斤·忽必烈設立河南經(jīng)略司，又陸續(xù)設置宣撫司、從宣所等機構(gòu)，任用史天澤、楊惟中、趙璧等人為經(jīng)略使，在邊境修筑城堡，又整頓吏治、均平賦稅、恢復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使所轄地區(qū)的生產(chǎn)生活秩序逐漸恢復。孛兒只斤·忽必烈運用漢法對河南、關(guān)中等地的治理，受到漢地士大夫的普遍贊譽，一些漢地世侯也成功被孛兒只斤·忽必烈拉攏。
兄弟失和
孛兒只斤·忽必烈在漢地實行的漢法政策，引起了蒙古貴族守舊勢力的不滿，兄長孛兒只斤·蒙哥也對他猜忌日深。一些蒙古貴族為詆毀孛兒只斤·忽必烈，向孛兒只斤·蒙哥告發(fā)孛兒只斤·忽必烈的“罪狀”，于是，孛兒只斤·蒙哥于元憲宗七年（公元1257年）派親信阿藍答兒、劉太平、脫因等前往京兆、河南等地，考察財賦出入盈虧，實際上是對孛兒只斤·忽必烈治理區(qū)域進行整肅，削弱孛兒只斤·忽必烈的勢力。阿藍答兒性情苛刻，編織了一百余條罪名，孛兒只斤·忽必烈手下的許多官吏都難逃其禍。
孛兒只斤·忽必烈聽取了姚樞的意見，主動覲見孛兒只斤·蒙哥，以化解誤會。孛兒只斤·蒙哥看到弟弟謹遵旨意，轉(zhuǎn)怒為喜，乃至親自為孛兒只斤·忽必烈斟酒，并下令停止考察，將自己派出的親信召回，但孛兒只斤·忽必烈設置的經(jīng)略司、宣撫司等機構(gòu)都被撤銷，意味著孛兒只斤·忽必烈治理關(guān)中和河南的授權(quán)被廢止。
爭奪汗位
元憲宗八年（公元1258年），孛兒只斤·蒙哥率軍南下，征伐南宋，當年年底，蒙古軍順嘉陵江南下，想要進攻重慶，結(jié)果在重慶北的釣魚城（今重慶市東北釣魚山）遭到殊死抵抗。孛兒只斤·蒙哥率軍輪番進攻釣魚城的城門，但五個月后，蒙古軍仍未能破城。至次年七月，蜀川一帶暑熱難忍，軍中瘟疫流行，蒙古軍只好暫時停止進攻釣魚城，轉(zhuǎn)而進攻重慶。而身患疾病的孛兒只斤·蒙哥在轉(zhuǎn)移營地途中逝世。
此前，孛兒只斤·蒙哥命蒙古宗王塔察兒率領東路大軍攻打荊、襄地區(qū)，但塔察兒無功而返，于是，孛兒只斤·蒙哥命遠在漠北休養(yǎng)的孛兒只斤·忽必烈接替塔察兒率領軍隊進攻。孛兒只斤·忽必烈自開平（今河北省唐山市）出發(fā)，與諸軍會合南下。孛兒只斤·忽必烈抵達長江北岸時，聽聞孛兒只斤·蒙哥猝死，決定全軍繼續(xù)南下，圍攻鄂州（今湖北省武漢市），并派軍接應從云南北上的兀良合臺軍隊。
孛兒只斤·忽必烈在圍攻鄂州時，接到了妻子察必從漠北傳來的密信，得知弟弟孛兒只斤·阿里不哥正在抽調(diào)軍隊，意識到孛兒只斤·阿里不哥可能在為汗位爭奪作準備，便召集文武臣子商議此事。大臣郝經(jīng)上《班師議》一書，認為孛兒只斤·忽必烈應退兵返回漠北，孛兒只斤·忽必烈聽從了他的建議，命將領兀良合臺、霸突魯等率軍留守長江北岸，并與南宋使者進行和談，自己率兵返回漠北。
孛兒只斤·忽必烈抵達燕京（今北京市）后，將孛兒只斤·阿里不哥的部下脫里赤強行征集的民兵全部遣散，挫敗了孛兒只斤·阿里不哥的密謀。阿里不哥又借助自己留守和林（今蒙古國后杭愛省額爾德尼召）、主持國政的優(yōu)勢，決定在漠北舉行孛兒只斤·忽里臺貴族會議，在會議上解決汗位繼承的問題，逼迫孛兒只斤·忽必烈在會議上就范。而忽必烈拉攏了貴族塔察兒，搶先在開平舉行了忽里臺貴族會議，塔察兒在會議上率先勸說忽必烈繼承汗位，其他擁護孛兒只斤·忽必烈的貴族也紛紛表示臣服，孛兒只斤·忽必烈再三退讓后，登上大汗之位。即位后不久，孛兒只斤·忽必烈頒行詔書，闡明自己繼承大統(tǒng)的合理性，抨擊了孛兒只斤·阿里不哥的亂國行為，并主張建立一種適合帝國廣闊疆域的蒙、漢二元政治文化秩序。
在得知孛兒只斤·忽必烈在漠南召開貴族會議后，孛兒只斤·阿里不哥匆忙召集擁護自己的貴族，召開貴族會議，宣稱繼承大汗之位。這樣，蒙古帝國就出現(xiàn)了兩位并立的大汗。孛兒只斤·忽必烈和孛兒只斤·阿里不哥在繼位后，分別派遣使者宣揚自己繼位的合法性，雙方也曾多次談判，但未能達成一致，只能訴諸武力。在與孛兒只斤·阿里不哥的作戰(zhàn)中，孛兒只斤·忽必烈制定了一套正確的戰(zhàn)術(shù)，即以漠北為主，秦隴為輔，兩戰(zhàn)場南北配合，集中優(yōu)勢兵力，主動出擊漠北，確保蒙古本土作戰(zhàn)的勝利。
中統(tǒng)元年（公元1260年）五月，孛兒只斤·忽必烈決定先拿下秦隴地區(qū)。孛兒只斤·忽必烈命派往秦隴的軍隊由宗王合丹統(tǒng)一指揮，在合丹和大臣汪良臣等人的指揮下，秦隴會戰(zhàn)取得勝利，孛兒只斤·阿里不哥的部下阿藍答兒、渾都海被俘殺死。與此同時，孛兒只斤·忽必烈將駐守長江北岸的軍隊召回，率軍親征漠北。抵達和林后，孛兒只斤·忽必烈命人封鎖了糧食運輸通道，孛兒只斤·阿里不哥陷入絕境，只得倉皇逃離和林，回到吉爾吉思地區(qū)，并假意向孛兒只斤·忽必烈提出投降，孛兒只斤·忽必烈信以為真，率軍返回燕京。
孛兒只斤·阿里不哥在得到休養(yǎng)后，再次發(fā)兵叛亂，忽必烈召集漢地軍隊和蒙古貴族，率軍北上，與阿里不哥展開決戰(zhàn)，大敗敵軍，孛兒只斤·阿里不哥率領殘部向北逃竄。之后，孛兒只斤·阿里不哥的部下紛紛歸降孛兒只斤·忽必烈，孛兒只斤·阿里不哥眾叛親離，只得于中統(tǒng)五年（公元1264年）南下歸降，并于第二年因病逝世。至此，汗位之爭以忽必烈的勝利告終。孛兒只斤·忽必烈的勝利維護了蒙古帝國的統(tǒng)一，同時，蒙古貴族統(tǒng)治集團中的革新派占據(jù)了主導地位，孛兒只斤·忽必烈和元帝國走上了締造蒙、漢政治文化二元結(jié)構(gòu)的道路。
統(tǒng)一全國
孛兒只斤·忽必烈即位之初，為了集中力量對付孛兒只斤·阿里不哥反叛，對南宋保持和平休戰(zhàn)狀態(tài)。中統(tǒng)元年（公元1260年），孛兒只斤·忽必烈派翰林侍讀學士郝經(jīng)為使者，與南宋議和，但南宋丞相賈似道將郝經(jīng)秘密扣留十余年，宋議和宣告失敗。
孛兒只斤·忽必烈在政權(quán)得以鞏固后，積極謀劃南下攻宋。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孛兒只斤·忽必烈采納了南宋降將劉整的建議，改變了主攻四川的方略，命蒙古軍都元帥阿術(shù)和劉整率軍筑城圍困，又修建軍船、訓練水軍，還截斷了宋軍的運糧通道。在圍困襄樊長達五年后，孛兒只斤·忽必烈下令強攻樊城，元軍使用西域進獻的回回炮攻打樊城，軍隊也奮勇進攻，樊城很快被攻破，襄陽守將呂文煥孤立無援，只得舉城投降。
在攻下襄樊后，孛兒只斤·忽必烈于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命將領伯顏率軍南下。在伯顏的指揮下，元軍順利攻取了楊羅堡，鄂州、漢陽的守將也紛紛投降。其后，在孛兒只斤·忽必烈的指揮下，伯顏、董文炳、阿剌罕所率三路大軍在臨安府近郊會師，對臨安城進行包圍。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正月十八日，宋帝趙?（音xiǎn）和太皇太后謝氏派遣部下向元軍進奉傳國玉璽及降表，南宋都城臨安府陷落。之后，孛兒只斤·忽必烈又陸續(xù)消滅了南宋的益王趙昰（音shì）、廣王趙昺（音bǐng）等南宋殘余勢力，并逐一攻破重慶、瀘州（今四川省瀘州市）等川蜀地區(qū)，全國領土最終得以統(tǒng)一。
平服諸王
窩闊臺汗的嫡孫海都不滿于孛兒只斤·窩闊臺系失去汗位繼承權(quán)，對孛兒只斤·蒙哥及其弟忽必烈繼承汗位很不滿。孛兒只斤·忽必烈繼位后，對海都十分寬厚，曾賞賜海都白銀、文綺等，但海都連續(xù)三年拒絕出席忽里臺貴族會議，并利用元軍征伐南宋之際擴張自己的軍隊和地盤，并聯(lián)合術(shù)赤系諸王，繼續(xù)與忽必烈為敵。孛兒只斤·忽必烈為壓制海都的勢力，派察合臺系的宗王八剌率兵攻打海都。海都在戰(zhàn)斗中，獲得了術(shù)赤兀魯思新君主蒙哥帖木兒的援助，大敗八剌。其后，海都又派使者與八剌議和，八剌、海都、蒙哥帖木兒的使者在塔剌思草原舉行會議，重新劃分了三方的勢力范圍，排擠了孛兒只斤·忽必烈在該地區(qū)的實際權(quán)力。
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海都率兵攻擊納鄰部，孛兒只斤·忽必烈則派遣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反擊，迫使海都軍隊返回。其后，為遏制日益強大的海都勢力，孛兒只斤·忽必烈命那木罕在阿力麻里駐扎，并設置了對付海都的前線統(tǒng)帥部，還派中書省右丞相安童輔佐那木罕。但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由于安童分配物資不均和拖雷系宗王內(nèi)部糾紛，那木罕的部下脫黑帖木兒、昔里吉發(fā)動兵變，拘捕了那木罕和安童，企圖與海都結(jié)盟，對抗元廷。次年，脫黑帖木兒和昔里吉率兵襲擊乞兒吉思地區(qū)，弘吉剌部的只兒瓦臺也舉兵響應，加入叛軍。為平定叛亂，孛兒只斤·忽必烈命中書省右丞相乞里迷失率軍北上援救，在元軍的攻勢下，昔里吉叛亂于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得以平息。
昔里吉之亂后，元廷已無力對海都采取積極主動的攻勢。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海都再次發(fā)動叛亂，糾集玉木忽兒和明里帖木兒進犯漠北，攻至和林一帶，孛兒只斤·忽必烈的皇孫甘麻剌率軍迎擊，反被海都軍隊圍困，后勉強突圍，海都軍隊乘機占領了和林。孛兒只斤·忽必烈聞訊，御駕親征，收復和林。之后，孛兒只斤·忽必烈在漠北設置宣慰司，派遣皇子或宗王擔任總兵，選取軍事才能杰出的人才負責軍事防御，逐步擺脫了被動防御的局面。
皇位傳授
自成吉思汗建國以來，汗位繼承始終缺乏固定的制度，因此汗位爭奪和政局動蕩時常相伴。孛兒只斤·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接受了漢族儒臣的建議，采用漢地的嫡長子繼承制度，預立皇太子，以改變蒙古國汗位繼承的混亂狀況。孛兒只斤·忽必烈的嫡長子朵兒只早逝，故孛兒只斤·忽必烈將嫡次子孛兒只斤·真金作為繼承人培養(yǎng)，命他跟隨姚樞等人學習，在孛兒只斤·真金成年后，將他封為燕王。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孛兒只斤·忽必烈正式冊立孛兒只斤·真金為皇太子。
孛兒只斤·真金從小接受儒學教育，漢化程度較深，這與孛兒只斤·忽必烈的治國理念有所不同，因此，兩人的分歧越來越深。孛兒只斤·忽必烈七十歲時，江南行御史臺監(jiān)察御史上書建議孛兒只斤·忽必烈禪位于皇太子孛兒只斤·真金，權(quán)臣阿合馬借機挑撥離間，孛兒只斤·忽必烈得知后大為光火，體弱多病的皇太子真金在聽聞父親發(fā)怒后十分恐懼不安，不久便逝世。孛兒只斤·真金死后，孛兒只斤·忽必烈于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將皇太子寶印授予孛兒只斤·真金的第三子孛兒只斤·鐵穆耳。
因病駕崩
孛兒只斤·忽必烈晚年時經(jīng)常臥榻辦公，對朝政逐漸力不從心。至元三十年十二月，孛兒只斤·忽必烈病重。次年正月十九日，孛兒只斤·忽必烈病危，將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中書省平章不忽木、知樞密院事伯顏三位大臣召至禁中，宣布遺詔。二十二日，孛兒只斤·忽必烈在元大都紫檀殿駕崩，享年八十歲，皇孫孛兒只斤·鐵穆耳登基。按照蒙古習俗，孛兒只斤·忽必烈被葬于漠北的陵地起輦谷。五月，孛兒只斤·忽必烈被尊謚為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元世祖，蒙古語尊稱為薛禪汗。
執(zhí)政舉措
政治
改元建都
在與孛兒只斤·阿里不哥爭奪汗位的同時，孛兒只斤·忽必烈進行了建年號、國號，定都邑等工作，以創(chuàng)建一個與大蒙古國、漢地傳統(tǒng)王朝都有繼承聯(lián)系的帝國。登上汗位后，孛兒只斤·忽必烈建立了中統(tǒng)年號，又在戰(zhàn)勝孛兒只斤·阿里不哥后，將年號改為大元，并將自己駐扎的開平府定為元上都，將燕京改為元中都，窩闊臺汗建立的草原都城則被放棄。國都的改變，意味著孛兒只斤·忽必烈的統(tǒng)治重心由漠北轉(zhuǎn)移到漠南。
采用漢制
孛兒只斤·忽必烈即位后，采納劉秉忠、許衡等人的建議，推行漢化政策，在沿襲金、宋的舊制的同時，對蒙古習俗進行繼承和改造，形成了元朝的政治制度。孛兒只斤·忽必烈采取漢族儒臣的建議，在中央設立中書省，取代蒙古國時期掌管政治刑法的札魯忽赤（即斷事官）。中書省下設左、右丞相、平章政事等，還設左三部（吏、戶、禮三部）和右三部（兵、刑、工三部），掌管各類事務。此外，中央機構(gòu)還有樞密院、御史臺等，負責全國軍務、諫言進諫、監(jiān)察百官等。孛兒只斤·忽必烈還在少數(shù)民族聚居地區(qū)和邊疆地區(qū)設立宣撫司，由忽必烈的舊臣擔任正、副宣撫使，負責輸送軍需物資、監(jiān)督征稅和刑獄、勸課農(nóng)桑、考核州縣官吏等，對地方官吏進行監(jiān)督。其后，孛兒只斤·忽必烈將宣撫司改為宣慰司，增加蒙古人和色目人（元朝時對來自中西亞、西亞和歐洲的各民族的統(tǒng)稱）在其中任職的比例，以更好地實行對漢人的監(jiān)督。經(jīng)過孛兒只斤·忽必烈的以上舉措，元朝的國家政治制度基本得以確定。
此外，孛兒只斤·忽必烈還命劉秉忠、許衡等人主持訂立朝儀，對漢、唐等有關(guān)制度進行承襲和變通，創(chuàng)造出蒙漢結(jié)合的禮儀制度。在諸類禮儀制度中，孛兒只斤·忽必烈最為重視的便是仿照漢地制度建設的太廟。元太廟始建于中統(tǒng)四年（公元1263年），于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落成。孛兒只斤·忽必烈在太廟中祭祀列位祖先，并在仿照漢法的同時添加了諸多蒙古族因素，如宗廟的祝禱之文用蒙古文書寫，祭祀時命喇嘛作佛事等。通過建年號、定都、建太廟等舉措，孛兒只斤·忽必烈推動了蒙古文化與漢地儒學的融合發(fā)展，有利于多元文明的共存和發(fā)展。
設立行省
元朝建立后，孛兒只斤·忽必烈派遣中書省的大臣前往地方管理事務，稱“行中書省事”。之后，行中書省變成了固定的官府名稱，有成為地方行政區(qū)劃的名稱，簡稱行省或省。此外，孛兒只斤·忽必烈還設置了總制院（后改名宣政院），專門用于管理吐蕃地區(qū)的軍事、行政、財政、刑法等事務。行省制是秦漢以來郡縣制的發(fā)展，奠定了明清乃至現(xiàn)代中國的規(guī)模范圍，方便了中央對地方的管理，對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而在西藏地區(qū)設立的管理制度將西藏地區(qū)置于元王朝中央政府的統(tǒng)治下，并成為后世管理西藏的范例。
嚴懲貪腐
在總領漠南之時，孛兒只斤·忽必烈便對官吏的任用和調(diào)整尤為留心，曾派部下史天澤誅殺了百姓痛恨的河南總管劉福及其黨羽。即位之后，孛兒只斤·忽必烈又頒布了一系列法令，罷免州縣官員世襲之制，改為選拔德才兼?zhèn)渲藶橹菘h長官，并下令將貪污腐敗的官員根據(jù)情節(jié)輕重進行懲處。這些措施成效顯著，使得孛兒只斤·忽必烈在位時期成為了元代政治最清明的時期。
經(jīng)濟
勸課農(nóng)桑
在長期的戰(zhàn)亂中，漢地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遭受極大破壞。孛兒只斤·忽必烈繼位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復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發(fā)展。忽必烈設立勸農(nóng)司、司農(nóng)司等，負責農(nóng)桑水利，檢查農(nóng)業(yè)發(fā)展，還將勸課農(nóng)桑的成績作為考核官員的標準之一。此外，孛兒只斤·忽必烈還下令禁止蒙古貴族占民田為牧地，禁止損害莊稼，以保證農(nóng)田資源充足。其后，忽必烈也積極鼓勵開墾荒田，推出定期減免開荒者稅收的政策，促進百姓開墾田土。在朝廷的推進下，黃河流域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得到了較快的恢復和發(fā)展。
興修水利
孛兒只斤·忽必烈十分重視農(nóng)田水利和漕運河道的建設。忽必烈繼位后，大臣張文謙將水利專家郭守敬推薦給忽必烈，忽必烈當即在便殿召見他。郭守敬向忽必烈提出了六條水利建議，孛兒只斤·忽必烈便將他任命為提舉諸路河渠，專職負責各路河渠的整修和管理。在郭守敬的建議下，孛兒只斤·忽必烈下令修復了寧夏地區(qū)的農(nóng)田水利工程，使得寧夏地區(qū)成為重要的糧食產(chǎn)地。此外，孛兒只斤·忽必烈還下令開鑿了通州至元大都的通惠河，自此，南起杭州、北至元大都的南北大運河全線貫通，江南地區(qū)的糧食可以直達大都，南北物資運輸問題基本得以解決。
財賦整頓
孛兒只斤·忽必烈即位之初，戰(zhàn)事頻繁，軍需開支龐大，再加上新設軍政機構(gòu)的廩祿和宗藩歲賜，都需要巨額經(jīng)費。孛兒只斤·忽必烈命中書省平章政事王文統(tǒng)全權(quán)負責財賦稅收之事，王文統(tǒng)主持了對漢地戶口的整頓和分類，根據(jù)戶口不同進行收稅，使國家得以直接控制較多的戶籍和賦稅。王文統(tǒng)還加強了對各地榷鹽的管理，降低榷賣食鹽的價格，使得榷鹽收入大量增加，為孛兒只斤·忽必烈提供了穩(wěn)定又可觀的財賦來源。此外，王文統(tǒng)還在全國發(fā)行中統(tǒng)元寶交鈔，廢除各路原先使用的錢鈔，中統(tǒng)鈔的廣泛流通和鈔值物價的平穩(wěn)，方便的民間貿(mào)易及百姓生活，也改善了國家的財政收支。王文統(tǒng)的財政改革取得了較大成功，使得中統(tǒng)年間府庫充實，民生安定，國用充足。
發(fā)展商業(yè)
孛兒只斤·忽必烈在重視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同時，也對商業(yè)發(fā)展給予了較高的保護和重視。孛兒只斤·忽必烈在位期間，戰(zhàn)爭接連不斷，國土面積不斷擴大，龐大的軍費和財政開支只靠農(nóng)業(yè)稅收難以支撐，因此發(fā)展商業(yè)便成為孛兒只斤·忽必烈解決財政問題的重要手段。國家大力發(fā)展官營商業(yè)，實行政府專賣，壟斷專利，蒙古貴族也多與商人共同從事各種商業(yè)活動。同時，忽必烈還任用各族商人出任中央高官和各級政府的官吏。此外，孛兒只斤·忽必烈先后發(fā)行了中統(tǒng)元寶交鈔、至元寶鈔等紙幣，并以白銀作為紙鈔的發(fā)行后備，元朝的紙幣管理制度得以逐漸形成和完善。在孛兒只斤·忽必烈的支持下，元朝的商業(yè)發(fā)展較為發(fā)達，中外經(jīng)濟文化交流也較為頻繁，中國真正進入了世界歷史的舞臺，并對世界歷史的發(fā)展產(chǎn)生深遠影響。
發(fā)展交通
由于元朝疆域廣大，全國各地的經(jīng)濟文化交流都依靠水陸交通，因此，孛兒只斤·忽必烈十分重視交通發(fā)展。窩闊臺汗統(tǒng)治時，設立了站赤制度（即驛站），解決使臣長途馳騁和搬運貨物的困難。孛兒只斤·忽必烈繼位后，健全完善了站赤制度，并將其推廣到全國。除站赤外，孛兒只斤·忽必烈還設立了急遞鋪，用于軍政重要公文的傳遞。忽必烈統(tǒng)一全國后，還開創(chuàng)了從江浙沿海到渤海直沽（今天津市）口岸的海運通道，在之后的幾十年間，海運的路線得以完善，運船規(guī)模也不斷擴大，海運逐漸成為元朝的重要運輸通道。水路交通的發(fā)展便利了全國各地的經(jīng)濟文化交流，對鞏固元朝的統(tǒng)治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軍事
對外征戰(zhàn)
孛兒只斤·忽必烈在位期間，蒙古民族的征服思想一直影響著孛兒只斤·忽必烈的對外政策。除了平定叛亂、統(tǒng)一全國之外，忽必烈頻頻發(fā)動對日本、安南、占城、緬甸、爪哇等亞洲諸國的軍事征伐。通過征討高麗，孛兒只斤·忽必烈使得高麗成為元朝的附屬國；之后，孛兒只斤·忽必烈又征服緬甸，使得緬甸蒲甘王朝及所屬各部歸附元朝；但在與日本、占城等地的戰(zhàn)爭中，元朝并未取得勝利。孛兒只斤·忽必烈所發(fā)動的一系列對外戰(zhàn)爭,在亞洲歷史上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一方面，通過對外戰(zhàn)爭，元朝加強了內(nèi)地與邊疆地區(qū)的聯(lián)系，中國與亞洲諸國的經(jīng)濟、文化等領域的交流也更為頻繁。另一方面，頻繁的戰(zhàn)爭給國內(nèi)民眾帶來了巨大負擔，遭遇入侵的亞洲人民也遭受了巨大苦難。
軍制改革
成吉思汗建國后，左、中、右三萬戶是最高的軍事統(tǒng)帥組織，軍權(quán)主要由大汗、宗王、萬戶掌握。孛兒只斤·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改革了軍事制度，設立樞密院掌管軍政，負責軍隊的調(diào)發(fā)、軍官的奏舉與銓選、軍人的賞罰與存恤等。樞密院的設立加強了中央集權(quán)，在調(diào)兵遣將、協(xié)助孛兒只斤·忽必烈應付各種戰(zhàn)事等方面發(fā)揮了很好的作用。
在中央，孛兒只斤·忽必烈創(chuàng)建重組了怯薛，即直屬于可汗的宿衛(wèi)軍。他將自己在藩邸時期的宿衛(wèi)納入怯薛，并召集官員貴族的子弟入京，親自挑選怯薛人員，作為自己的親衛(wèi)。在重組萬人怯薛的同時，孛兒只斤·忽必烈招募兵士，創(chuàng)設了以漢族為主的五衛(wèi)和色目人、蒙古人單獨組建的衛(wèi)軍兩大侍衛(wèi)親軍集團。
孛兒只斤·忽必烈對成吉思汗創(chuàng)立的千戶制度沒有太大改革，只是撤銷了千戶之上的左、右翼萬戶長，千戶直屬于朝廷，由朝廷派遣的樞密院官員和總兵宗王負責管理。中央宿衛(wèi)軍之外，孛兒只斤·忽必烈又根據(jù)需要，增設了鎮(zhèn)戍軍及其相關(guān)制度。鎮(zhèn)戍軍包括蒙古軍、漢軍、探馬赤軍、新附軍四類，鎮(zhèn)戍軍直接受樞密院管轄，駐守在全國各地。在全國范圍內(nèi)，孛兒只斤·忽必烈廣泛推行軍屯制度，以促進生產(chǎn)的恢復與發(fā)展，推動對邊疆地區(qū)的開發(fā)，并保證軍隊物資的供應。
文化
創(chuàng)制文字
蒙古族形成之初，并沒有文字，記事方式是較為原始的“刻木、結(jié)繩”。在滅亡金、西夏的過程中，蒙古族大量接觸到漢族和漢化程度高的契丹、女真等人民，在文化上受到很深的影響。一時間，大批蒙古子弟開始學習、使用漢語漢字。但不久之后，孛兒只斤·忽必烈與孛兒只斤·阿里不哥為爭奪汗位展開戰(zhàn)爭，在此期間，被孛兒只斤·忽必烈倚重的山東漢族軍閥李璮（音tǎn）起兵叛亂，嚴重威脅了孛兒只斤·忽必烈的后方安全。受到叛亂事件的影響，孛兒只斤·忽必烈對漢族等民族產(chǎn)生了強烈的疑懼心理。因此，孛兒只斤·忽必烈敕封來自西藏的活佛八思巴為國師，并命他造“蒙古新字”。之后，八思巴按照藏文字母的形式造出“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孛兒只斤·忽必烈隨即詔令頒行全國，使之成為元代的官用文字。但蒙古新字未能在全國順利推行，僅在官方的公文中有小范圍應用。元朝滅亡后不久，蒙古新字失去了正式使用的場合，逐漸銷聲匿跡。
宗教政策
孛兒只斤·忽必烈在位期間，對各種宗教采取相對寬容的政策，允許各類宗教發(fā)展。
成吉思汗在位時，以全真教為首的道教迅速發(fā)展，一度取得了高于儒學、佛教的優(yōu)勢地位，但全真教時常網(wǎng)羅不法之徒，侵壓佛教及儒學，引起了蒙古朝廷的猜忌。為了壓制道教，孛兒只斤·忽必烈兩次舉行佛、道辯論，并判決道教辯論失敗，強令道士焚燒道經(jīng)、歸還佛寺產(chǎn)業(yè)，全真教遭受重大打擊。但與此同時，孛兒只斤·忽必烈對道教的正一、太一、全真等道派仍采取了一定保護措施，并與這些教派保持長期溝通與聯(lián)系。
此外，孛兒只斤·忽必烈與海云、那摩等高僧也時常交往，對佛教有所涉獵，并最終在國師八思巴的指引下，舉行灌頂儀式，皈依藏傳佛教。孛兒只斤·忽必烈曾多次頒布圣旨，保護天下寺院僧徒的禮儀，免除僧人的賦稅，命僧人專心于佛事。孛兒只斤·忽必烈還下令修建了大護國仁王寺、大乾元寺、西鎮(zhèn)國寺等寺院，以促進佛教發(fā)展。
孛兒只斤·忽必烈雖然皈依了藏傳佛教，但對外來的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也保持尊重和兼容并蓄的政策。因此，不同宗教在元朝得以和諧共存，避免了唯藏傳佛教獨尊的封閉性和排他性，保持了兼容并蓄的開放性和多元性。
修訂歷法
歷法影響了人們的生活起居和農(nóng)耕節(jié)令，也直接關(guān)系到王朝的正朔和正統(tǒng)，向來為統(tǒng)治者所重視。元初沿襲遼、金的歷法，使用劉宋時期祖沖之編制的《大明歷》，而《大明歷》時間久遠，誤差較大。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孛兒只斤·忽必烈命王恂為太史令，郭守敬為同知太史院事，共同負責修訂歷法。經(jīng)過觀測和計算，郭守敬等人于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編成新歷，孛兒只斤·忽必烈將其命名為《授時歷》，于次年頒行天下。
儒學政策
在總領漠南時，孛兒只斤·忽必烈主動接觸和學習漢地儒學，還聽取不同派別的漢族儒士的治國之道。但忽必烈對儒學并不是完全信奉和尊崇，而是有選擇地學習和吸收。忽必烈強調(diào)儒學的應用性，對空談義理的學說不屑一顧。此外，孛兒只斤·忽必烈在大型軍事征伐前夕，總會被推崇仁義的儒士勸阻，因此，孛兒只斤·忽必烈對儒學并不是十分信賴和熱衷。
孛兒只斤·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推崇儒學教育，在中央設立國子學，在地方也普遍設立提舉學校官，并頒布《教官格例》，作為管理教官的辦法。但與此同時，忽必烈反對恢復科舉，以抑制漢人進入統(tǒng)治階層，維護蒙古貴族的權(quán)益。因此，在孛兒只斤·忽必烈統(tǒng)治時期，儒學中經(jīng)世致用的部分受到重視，而對統(tǒng)治無益的義理則被忽略，儒士的地位也降至僧、道之下。
民族
孛兒只斤·忽必烈在位時期，不同民族在元政權(quán)下多元并存，而蒙古族在政治上占有優(yōu)勢，漢人在數(shù)量和文化先進程度上占有優(yōu)勢。為了鞏固統(tǒng)治，緩和社會矛盾，忽必烈提出了以“天下一家”思想為核心理論，以“同而不等”思想為基本原則的民族關(guān)系思想，仿照金朝在用人方面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漢兒的做法，將全國居民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個等級。這種民族關(guān)系使得各民族及其文化均獲得了相對自由的發(fā)展環(huán)境，有利于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與發(fā)展，但他又對占據(jù)數(shù)量、文化優(yōu)勢地位的漢人進行壓迫，一定程度上助長了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
外交
日本
平定南宋后，忽必烈將中國以外的東亞、南亞當作新的征伐目標。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忽必烈委任兵部侍郎黑的擔任國使，出使日本，但因高麗護送官的勸止而未能進入日本國境。其后，忽必烈又幾次遣使前往日本，但日本的鐮倉幕府拒絕與元朝交往，甚至恐嚇來到日本的使者，忽必烈欲與日本互通的愿望落空，便發(fā)動了征伐日本的軍事行動。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忽必烈命鳳州經(jīng)略使忻都和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率軍渡海，征伐日本，但因指揮作戰(zhàn)不夠統(tǒng)一，加之箭矢缺乏，元軍在劫掠當?shù)卮彐?zhèn)后便撤退回國。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忽必烈再次派軍東征，但各將領意見不和，海上又恰好生起大風，元軍潰敗，此次征伐亦告失敗。之后，忽必烈得知日本尚佛，又命元朝僧人東渡日本，但也未能成功。其后，忽必烈決定第三次征討日本，但尚未出兵便逝世。
安南
忽必烈從元憲宗七年（公元1257年）開始便準備攻占安南。忽必烈從大理返回后，便命駐守大理的將領兀良合臺遣使前往安南詔撫，結(jié)果使者被安南國主陳日煚（音jiǒng）逮捕入獄。中統(tǒng)二年（公元1261年），忽必烈封陳日煚之子光昺為安南國王，確定了入貢制度，并要求安南歸附蒙古。安南拒不執(zhí)行詔書，而忽必烈此時忙于與南宋的戰(zhàn)事，無暇處理與安南的外交關(guān)系。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陳光昺逝世，其子陳日煊（音xuān）繼承王位，此時南宋已經(jīng)平定，忽必烈派遣使者強硬地要求安南臣服，而陳日煊多次拒絕了忽必烈的要求，于是忽必烈兩次派兵攻打安南，均以失敗告終。其后，忽必烈還希望第三次攻打安南，但尚未發(fā)兵便逝世，第三次征討安南才算作罷。
緬國
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忽必烈派使者出使緬國，希望緬國能夠歸附元朝，但緬國拒絕了此要求，還將使者殺死，而此時忽必烈忙于征討重慶等地，決定暫緩攻打緬國。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緬國因怨恨阿禾歸附元朝，發(fā)兵進攻阿禾，大理路總管忽都急忙率兵救援，擊敗緬軍。之后，忽都又命部下納速剌丁率軍進攻緬國，招降其東北境三百余寨。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忽必烈命宗王相吾答兒等率軍征討緬國，元軍攻破江頭城、太公城等地，一路南下。在調(diào)兵遣將的同時，忽必烈還派使者前往緬國，勸說他們歸附。次年，緬王被其庶子毒殺，國內(nèi)大亂，元軍乘機進攻，攻取緬國都城蒲甘，緬國被元征服，開始向元朝臣服進貢。
高麗
早在窩闊臺汗時期，蒙古便多次派兵攻入高麗，并在高麗屯駐軍隊，索要人質(zhì)。忽必烈建立元朝后，采用政治懷柔的政策，加強對高麗的統(tǒng)治。蒙哥汗逝世后，入朝覲見的高麗世子王倎（后改名王禃）主動在汴梁（今河南省開封市）等候北上奪位的忽必烈，忽必烈聽從了大臣趙良弼等人的意見，派兵護送王倎回國即位，并頒發(fā)赦免高麗境內(nèi)的制書，采取懷柔政策，鞏固與高麗的聯(lián)系。王禃即位后，多次親自前來覲見，還向忽必烈請求聯(lián)姻。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忽必烈將自己的女兒忽都魯揭里迷失下嫁給高麗世子王諶，元朝和高麗結(jié)成了政治聯(lián)姻關(guān)系。王諶及日后國王尚蒙古公主者，一律授予“駙馬高麗國王”，憑借駙馬身份享有宗廟、司法、軍事等方面的部分主權(quán)，而蒙古公主在高麗國也頻繁參與國政，具有較高的地位和權(quán)力。忽必烈通過軍事征服和聯(lián)姻的策略，將高麗國改造為由元朝嚴密控制的附屬國。
歷史評價
關(guān)于忽必烈的人生經(jīng)歷，許多學者都進行了評價。
學者多對忽必烈統(tǒng)一全國、開拓功業(yè)進行了稱頌。明代文臣宋濂在《元史》中提到，忽必烈善用人才，尊崇儒術(shù)，又十分關(guān)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其眼光見識，與古代的賢君無異。清代思想家魏源在《元史新編》中認為，蒙古族剛剛進入中國時，只知道殺伐攻戰(zhàn)，而不知法度紀綱為何物，與突厥、回紇等少數(shù)民族并無區(qū)別，而忽必烈延請儒士，采用漢族的方法治理國家，使得蒙古族這一游牧民族變?yōu)?/span>華夏正統(tǒng)的一部分，建立了國家的法度，完成了全國統(tǒng)一的事業(yè)，使得元朝超越了遼、金的成就，可以與漢、唐相媲美。但也有學者對忽必烈的不足提出了批評，如清人趙翼認為，忽必烈嗜利黷武之心植根于天性，終身不曾改變。
歷史學家李治安對忽必烈的評價較為全面客觀。他認為，忽必烈在戰(zhàn)爭中改變了前代可汗濫殺無辜的行為，還在建立元朝后，做出了節(jié)儉、植樹、禁賭等一系列嘉惠庶民的政績，在政治上善用人才，勤于政事，最終完成了統(tǒng)一全國的功業(yè)，推動了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發(fā)展。但與此同時，忽必烈不斷發(fā)動的戰(zhàn)爭加重了財政危機，激化了社會矛盾，他所創(chuàng)立的“內(nèi)蒙外漢”的官制加劇了蒙漢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的沖突，也導致了冗官、貪污等后果，使元代吏治敗壞較早到來；而忽必烈推行的四等人民族制度激化了民族矛盾，不利于民族融合。總而言之，忽必烈的“內(nèi)蒙外漢”政策支撐了他創(chuàng)建元帝國、統(tǒng)一南北等偉大功業(yè)，也帶來了種種社會矛盾，最終致使元帝國不足百年便覆亡。
家族成員
關(guān)系 | 姓名 | 簡介 |
祖父 | 孛兒只斤·鐵木真 | 大蒙古國開國可汗，他統(tǒng)一了蒙古諸部，尊號“成吉思汗”，廟號元太祖 |
父親 | 孛兒只斤·拖雷 | 成吉思汗孛兒只斤·鐵木真幼子，尊號“也可那顏”。累謚仁圣景襄皇帝，廟號元睿宗 |
母親 | 怯烈·唆魯禾帖尼 | 拖雷正妻，孛兒只斤·蒙哥、孛兒只斤·忽必烈、孛兒只斤·旭烈兀、孛兒只斤·阿里不哥的生母，累謚顯懿莊圣皇后 |
乳母 | 撒魯黑 | 孛兒只斤·拖雷次妻，出身乃蠻部 |
兄長 | 孛兒只斤·蒙哥 | 孛兒只斤·拖雷的長子，大蒙古國第四位大汗，史稱“蒙哥汗”，廟號元憲宗 |
弟弟 | 孛兒只斤·旭烈兀 | 孛兒只斤·拖雷第六子，建立了伊利汗國，史稱“伊利汗” |
孛兒只斤·阿里不哥 | 孛兒只斤·拖雷第七子，曾與孛兒只斤·忽必烈爭奪汗位，兵敗后被孛兒只斤·忽必烈幽禁 | |
后妃 | 忽魯黑臣 | 蔑兒乞剔部君主脫黑臺別乞的侄女，守第一斡魯朵，后被廢黜 |
帖古倫 | 弘吉剌·按陳之孫脫憐之女，繼忽魯黑臣守第一斡魯朵 | |
察必 | 弘吉剌氏的首領按陳之女，于中統(tǒng)三年（1262年）被納為皇后，守第二斡魯朵。至元九年（1273年）行冊禮，尊號貞懿昭圣順天睿文光應皇后，謚號昭睿順圣皇后 | |
南必 | 察必的侄女，于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被納為皇后，繼察必守第二斡魯朵 | |
塔剌海 | 守第三斡魯朵 | |
奴罕 | 守第三斡魯朵 | |
伯要兀真 | 伯牙兀剔部孛剌黑臣之女，守第四斡魯朵 | |
闊闊倫 | 守第四斡魯朵 | |
八八罕 | 妃子 | |
撒不忽 | 妃子 | |
速哥答里 | 守忽必烈斡魯朵 | |
兒子 | 孛兒只斤·朵兒只 | 孛兒只斤·忽必烈長子，在孛兒只斤·忽必烈繼承汗位前去世，故無王號和謚號 |
孛兒只斤·真金 | 母為察必皇后，于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被封為皇太子，后因禪讓事件而憂郁成疾，最終郁郁而終，謚號明孝太子。元成宗將其追尊為皇帝，廟號元裕宗，謚號文惠明孝皇帝 | |
孛兒只斤·忙哥剌 | 母為察必皇后，孛兒只斤·忽必烈將其封為安西王，鎮(zhèn)守唐兀之地。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因病逝世 | |
孛兒只斤·那木罕 | 母為察必皇后，孛兒只斤·忽必烈將其封為北平王，后進封北安王，鎮(zhèn)守阿力麻里（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霍城縣西北），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逝世，追謚歸定王 | |
孛兒只斤·忽哥赤 | 生母不詳，孛兒只斤·忽必烈將其封為云南王，管理云南地區(qū)，至元三年（公元1271年）逝世 | |
孛兒只斤·愛牙赤 | 生母不詳，孛兒只斤·忽必烈曾賜予此子銀印，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因病逝世 | |
孛兒只斤·奧都赤 | 生母不詳，孛兒只斤·忽必烈將其封為西平王，于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逝世 | |
孛兒只斤·闊闊出 | 生母不詳，孛兒只斤·忽必烈將其封為寧遠王，后因擁立孛兒只斤·海山即位，進封寧王，于元皇慶二年（公元1313年）逝世 | |
孛兒只斤·脫歡 | 生母不詳，孛兒只斤·忽必烈將其封為鎮(zhèn)南王，于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逝世 | |
孛兒只斤·忽都魯帖木兒 | 生母不詳，皇慶元年（公元1312年），元仁宗賜泉州路南安縣一萬三千余為食邑 | |
孛兒只斤·鐵蔑赤 | 生母為南必 | |
孛兒只斤·忽里帶 | 生母為忽魯黑臣 | |
女兒 | 孛兒只斤·月烈 | 下嫁汪古部的首領愛不花，因愛不花是趙王，所以月烈被封為趙國大長公主 |
孛兒只斤·完澤 | 下嫁弘吉剌部的首領斡羅真 | |
孛兒只斤·囊家真 | 完澤公主逝世后，下嫁斡羅真，斡羅真死后，改嫁斡羅真的弟弟帖木兒，帖木兒死后，改嫁帖木兒的弟弟蠻子臺，被追封為魯國大長公主 | |
孛兒只斤·吾魯真 | 下嫁孛兒只斤·忽必烈的部下孛花，被封為昌國公主 | |
孛兒只斤·忽都魯揭里迷失 | 母為阿速真可敦，下嫁高麗忠烈王王諶，高麗將其尊為元成公主，元成宗封為安平公主，死后高麗上謚莊穆仁明王后（后改稱仁明太后），元武宗追贈齊國大長公主 | |
孛兒只斤·茶倫 | 下嫁孛兒只斤·忽必烈的部下帖監(jiān)干，被封為昌國大長公主 |
以上主要參考資料：
軼事典故
生有異象
孛兒只斤·忽必烈出生后，成吉思汗對孛兒只斤·忽必烈端詳良久，然后說：“我們的孩子都是火紅色的，這個孩子卻是黑黝黝的，像他的舅父們。去告訴他的母親，讓她把孩子交給一個好乳母去喂養(yǎng)。”遵照成吉思汗的意見，孛兒只斤·忽必烈被交給拖雷的次妻撒魯黑撫養(yǎng)。
姓名由來
孛兒只斤·忽必烈在蒙古文中寫作“Qubilai”，在蒙古語中，“qubi”意為“份子”，“qubila”意為“分配”。蒙古習俗常以新生嬰兒所遇到的重要事件、人物或物品取名。孛兒只斤·忽必烈出生時，成吉思汗攻下金中都（今北京市），命部下汪古兒等將金朝收藏的金銀、緞匹等財物盡數(shù)取出，除進獻給可汗的物品，余下財物均分配給部眾。此次收獲是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國以來收獲最豐盛的一次，孛兒只斤·忽必烈便因此得名。
喜愛大象
孛兒只斤·忽必烈在征伐大理時，逐漸熟悉了大象的生活習性，并將其帶回宮廷。其后，隨著對云南征伐的勝利，云南的大象時常被作為貢品送往大都。元朝以前，大象多用于宮廷娛樂，在宮廷交通工具中也不占主要地位。而孛兒只斤·忽必烈建立了完整的“象輿”制度，在出行時經(jīng)常乘坐象輿，以顯示帝王至高無上的權(quán)威。孛兒只斤·忽必烈的“象輿”制度延續(xù)至元末，并對明清的“鹵簿”制度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后世紀念
明朝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各地分別祭祀歷代帝王，又在順天府（今北京市）祭祀孛兒只斤·忽必烈。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明廷創(chuàng)建歷代帝王廟，在正殿中祭祀歷代帝王十七人，其中，孛兒只斤·忽必烈與漢太祖劉邦、隋高祖楊堅、宋太祖趙匡胤被供奉于西一室。明朝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1年），由于蒙古時常南下入侵，明世宗聽從了禮部官員陳棐的建議，不再祭祀孛兒只斤·忽必烈。清朝建立后，恢復了在歷代帝王廟中對孛兒只斤·忽必烈的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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