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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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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殖民帝國
西班牙帝國（西班牙語：Imperio Espa?ol）或西班牙殖民帝國（西班牙語：Imperio colonial espa?ol）是世界上第一批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帝國和殖民帝國之一，也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帝國之一，被認為是第一個日不落帝國。
16世紀中，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歐洲環(huán)球探險和殖民擴張的先驅，并在各大海洋開拓貿易路線，使得貿易繁榮，路線從西班牙橫跨大西洋到美洲，從墨西哥橫跨太平洋，經菲律賓到東亞。西班牙征服者摧毀了阿茲特克、印加帝國和瑪雅文明，并對美洲大片領土宣稱主權。一時之間，憑著其經驗充足的海軍，西班牙帝國稱霸海洋；憑著其可怕、訓練有素的步兵方陣（Tercio），它主宰歐洲戰(zhàn)場。法國著名歷史學家皮埃爾·維拉爾稱之為“演繹出人類歷史最非凡的史詩”，西班牙在16世紀至17世紀間經歷其黃金年代。西班牙與敵對國家持續(xù)斗爭，引起領土、貿易和宗教沖突，都使得西班牙國力在17世紀中葉開始下滑。在地中海與奧斯曼帝國戰(zhàn)事頻繁；在西歐，法蘭西殖民帝國逐漸崛起并威脅西班牙的霸權；在海外西班牙首先與葡萄牙帝國競爭，后來的對手還包括大英帝國和荷蘭殖民帝國，而且英、法、荷三國支持海上搶劫，西班牙過度動用軍力、政府貪污漸趨嚴重以及軍費導致經濟停滯，最終導致帝國的衰落。1713年的烏得勒支和約使西班牙失去在亞平寧半島和低地國家的剩余領土，結束其歐陸帝國的歷史。
定義
“西班牙帝國”一般指西班牙在美洲、太平洋及其他地方的殖民地。
西班牙殖民地
但是，亨利·卡門（Henry Kamen）等作家主張，這些領土從未融入“西班牙的”國家，而只是哈布斯堡王朝部分屬地。因此，很多歷史學家提及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的王朝遺產，稱之為“哈布斯堡的”或“西班牙的”，幾乎交替使用。
同樣地，在18世紀波旁王朝的那不勒斯王國是否稱為屬于“西班牙”，也似乎是喜好的問題。它與西班牙同屬一個王朝，又與之結下軍事聯盟，但按憲法仍為獨立國家。而“西班牙”本身的定義演變，使問題更復雜。它統(tǒng)一于王朝之下，但按某些意義仍然只是幾個獨立王國，也就是卡斯蒂利亞王國、阿拉貢王國和納瓦拉王國。
而且，要注意雖然西班牙的軍隊入侵葡萄牙，并以共主邦聯統(tǒng)治之，但葡萄牙王位仍獨立于西班牙王位，故此葡萄牙正式保持其獨立。而且，里斯本政府仍然控制其海外屬地，使西班牙君主其人有效地共治西班牙與葡萄牙。故此，這個帝國有時又被稱為西班牙葡萄牙帝國。因此，當葡萄牙重獲獨立，她保留其殖民地，而政府、法律和商業(yè)并沒有內部轉變。
國家機構
一、國君：西班牙國王兼任耶路撒冷國王和羅馬教皇世俗代理者。
二、議會：由宗教院、上院、下院組成的三級議會是國家的立法機構，西班牙大主教任宗教院院長，上院由大貴族組成，下院由騎士階級和商人階級組成，上院能夠選舉產生大法官，下院則能夠選舉產生宰相，但是兩者都需要國君的任命，且三級議會也沒有權利否決國君的決議。
三、宰相：由下議院選舉，國君任命產生，只對國君負責而不對議會負責。
四、大法官和法院：法院是帝國的審判機關，大法官是法院的執(zhí)事，由三級議會上議院選舉后經國君任命產生，對國君負責。
帝國的建立
這個時候，在收復失地運動末期期間，卡斯蒂利亞的國王收取其附庸摩爾人的格拉納達王國（Taifa）進貢之黃金（Parias），并容許其存在，因此讓黃金能從非洲尼日爾運送到歐洲。卡斯蒂利亞也開始向北非擴張，與葡萄牙帝國爭雄。
阿拉貢國王的斐迪南二世與卡斯蒂利亞王國的伊莎貝拉一世兩位天主教君主（Reyes Católicos）聯婚，使得兩國變成一個共主邦聯，仍有其獨立管理，卻由同一個君主政體統(tǒng)治。根據亨利·卡門，西班牙由帝國締造，而非西班牙締造帝國。卡斯蒂利亞在新大陸、菲律賓和非洲迅速擴張殖民地，故此創(chuàng)造帝國，分別在1497年和1509年占領梅利利亞和奧蘭。
1491年開始，兩位天主教君主決定支持那不勒斯的阿拉貢王室，在意大利戰(zhàn)爭對抗入侵的法蘭西王國的查理八世。身為阿拉貢國王的斐迪南與法國和威尼斯競爭，以爭奪意大利，使這些沖突稱為其外交政策的重點。在這些戰(zhàn)役，西班牙步兵壓倒法蘭西騎兵，而貢薩洛·費爾南德斯·德科爾多瓦將會締造在16和17世紀初期幾乎無敵的西班牙軍隊。
1492年，西班牙驅逐格拉納達最后一位摩爾人國王。
西班牙取勝后，其君主與熱那亞水手克里斯托弗·哥倫布商討，希望能向西方航行到Cipangu（日本）。當哥倫布向伊莎貝拉一世提出其大膽的航行計劃，卡斯蒂利亞正在與葡萄牙展開探險競賽，以最先到達遠東。哥倫布不經意地“發(fā)現”了美洲，讓西班牙開始開拓美洲殖民地。東印度群島則預留給卡斯蒂利亞。
這無疑給予西班牙在美洲建立廣大殖民地的權利。自此，西班牙便開始在把目光投向新大陸的發(fā)展。
西班牙帝國
法軍在1509年的阿尼亞代洛戰(zhàn)役取得勝利，與西班牙軍隊同樣享有盛名。僅一年之后，斐迪南為了奪得其王朝宣稱擁有的米蘭和納瓦拉，而加入意大利天主教聯盟抵抗法國。不過，結果并不比對威尼斯一役好。
1516年，法國簽署停戰(zhàn)協(xié)定，繼續(xù)控制著米蘭，并確認西班牙控制上納瓦拉。
1500年代初，伊斯帕尼奧拉島殖民地成功建立。之后，殖民者開始到處找尋新殖民地。一些人來自不太繁榮的伊斯帕尼奧拉島，渴望在新殖民地取得新成就。其中，胡安·龐塞·德萊昂征服波多黎各，而迭戈·貝拉斯克斯·德奎利亞爾則奪得古巴。
1512年，巴斯科·努涅斯·德巴爾沃亞在巴拿馬達連建立首個美洲大陸殖民地。
哥倫布
富人喜歡將其財富用來買公債（juros）。公債由這些進口白銀支持，而非制造業(yè)的生產和農業(yè)之改進。公債使西班牙貴族階級一直認為勞動工作是可恥的，而這時其他西歐國家正逐漸摒棄這種偏見。在低地國家、法國、英格蘭及其他歐洲地區(qū)，金銀之流通促成經濟及社會變革，在西班牙卻不然。薩拉曼卡學派和規(guī)劃者（Arbitrista）對通貨膨脹問題提出建議，但他們未能左右哈布斯堡政府的政策。
黃金年代
?日不落帝國（1521—1643年）
16及17世紀有時被稱為西班牙的黃金年代（Siglode Oro）。
在16世紀，西班牙就從新西班牙得到了相等于1萬5千億美元（1990年的物價）的黃金及白銀。當時其版圖之廣，使之經常被譽為“日不落帝國”。這個黃金時代中運轉不靈的帝國，其權力重心并非遠在內陸的馬德里，而是塞維利亞。哈布斯堡王朝揮霍從卡斯蒂利亞和美洲殖民地得來的財富，為其利益而在歐洲屢開戰(zhàn)端，數次拖欠借款，使西班牙破產。帝國與卡斯蒂利亞人民的矛盾，終于引發(fā)1520至22年的卡斯蒂利亞社區(qū)起義。哈布斯堡的政治目標有數：
削弱法國的勢力，并阻止其東進。
抵抗穆斯林對歐洲的威脅，尤其針對奧斯曼帝國。
兩位天主教君主（Reyes Católicos）的政治婚姻，使其外孫查理繼承了卡斯蒂利亞在美洲的帝國、地中海的阿拉貢帝國（包括今意大利大部份地區(qū)）、神圣羅馬帝國、低地國家及弗朗什孔泰的王位。故此，此帝國是以領土傳承而建立，而非征戰(zhàn)。
查理平定了卡斯蒂利亞社區(qū)起義后，成為歐洲最有權勢的人，其歐洲帝國無可匹敵，直到拿破侖年代為止。此外，他又嘗試在沃木斯議會遏止宗教改革，但馬丁·路德拒絕公開放棄其“異端邪說”。而且，他對宗教的虔誠，并未能阻止其嘩變的部隊劫掠羅馬教廷。
哥倫布之后，一群稱為西班牙征服者的探險戰(zhàn)士繼續(xù)在新大陸開拓殖民地。這些軍隊利用當地族群和國家的爭端以獲益。當地一些勢力為了打敗比自己強大的敵人，而過于渴求與西班牙人結盟，例如印加人及阿茲特克人。后來，其他歐洲殖民勢力都經常利用同樣的戰(zhàn)術。而且，疫病的傳播也使西班牙人更輕易征服美洲大陸。疫病（例如天花）在歐洲常見，在新大陸卻從未出現，使得大量美洲原住民死亡。這造成勞工短缺，因此殖民者最初非正式地漸漸開始大西洋奴隸貿易（詳見美洲原住民人口歷史）。
當中最成功的西班牙殖民者領袖，可能是荷南·科爾蒂斯。他帶領一支小軍隊，并同時有大約二十萬名美洲原住民的支持，于1519至1521年間征服強大的阿茲特克帝國，將墨西哥納入西班牙帝國版圖，作為建立新西班牙的基礎。此外，佛朗西斯科·皮薩羅征服印加帝國，后來更成為秘魯總督，可說是同等重要。征服墨西哥后，黃金城市的傳言（北美洲的基維拉和西沃拉Quivira、Cíbola；南美洲的黃金國El Dorado）引起更多遠征活動，不過很多都空手而回；即使找到城市的人，都發(fā)覺所得的比預期少得多。其實，礦場成立后，美洲殖民地才開始為王室?guī)泶蟛糠质找妫绮ㄍ形鞯V場（1546年）。
1521年，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發(fā)覺其國被哈布斯堡領土包圍，于是攻擊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屬地，再次引起兩國的沖突。法國遭遇災難性敗績，先后在比克卡會戰(zhàn)（1522年）、帕維亞會戰(zhàn)（1525年，弗朗索瓦本人被虜）和蘭德里亞諾戰(zhàn)役（1529年）受挫。結果，弗朗索瓦退出戰(zhàn)爭，再次放棄米蘭予西班牙。
?帕維亞會戰(zhàn)及奧格斯堡和約（1525—1555年）
西班牙帝國
后來在1527年，查理漸漸厭倦教皇干預他認為與宗教毫無關系的事務，并攻陷羅馬，使教皇蒙羞。結果，克勉七世與繼任的教皇與世俗勢力交往時，都顯得加倍謹慎。
1528年，著名海軍上將安德烈亞·多里亞（AndreaDoria）與查理五世結盟，打敗法國軍隊，使熱那亞重新獨立，也讓查理有改善財政的機會。同年，熱那亞的銀行首次借貸給查理。
西班牙曾訂立法例，保護其美洲殖民地的原住民，首條法例在1542年建立。法例的法律意義，成為現代國際法的基礎。歐洲殖民者藉著殖民地的遙遠，感到權力受制時，便發(fā)動叛亂，使部分新法律（Leyes Nuevas）被廢除。后來，約束力較弱的法律訂立，用以保護原住民，但紀錄顯示這些法律效力不足。監(jiān)護征賦制（Encomienda）重新建立，印地安人不受保護，反而受到剝削。
1543年，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宣布首次與奧斯曼帝國蘇丹蘇萊曼大帝結盟，并與奧斯曼軍隊占領西班牙控制的城市尼斯。亨利八世雖然不滿查理五世阻止他離婚，但更不滿法國，所以跟查理五世一起侵略法國。雖然西班牙在薩伏伊的切雷索萊戰(zhàn)役遭受重大挫敗，但法國仍然難以威脅西班牙控制的米蘭，又在北方敗于亨利八世，故此被迫接受不利的條件。查理五世的弟弟斐迪南領導奧地利軍隊，繼續(xù)在東方與奧斯曼軍隊交戰(zhàn)。查理則處理早前未解決的國內問題，由路德派德意志諸侯及其他新教邦國組成的施馬爾卡爾登同盟。
西班牙帝國
查理決定多在海岸與奧斯曼軍隊作戰(zhàn)，結果牽制了奧斯曼軍隊企圖在地中海東部進侵威尼斯共和國領土之攻勢。當奧斯曼軍隊進犯西班牙東岸，查理才親自率兵進攻非洲大陸（1545年）。
?圣康坦到勒班陀戰(zhàn)役（1556—1571年）
勒班陀戰(zhàn)役
但是，西班牙仍然未得和平。1547年，深具野心的法王亨利二世登位，不久就再與西班牙發(fā)生沖突。腓力二世繼位后，繼續(xù)進行西班牙與法國的戰(zhàn)爭，先后在皮卡第的圣康坦戰(zhàn)役和格拉沃利訥戰(zhàn)役擊敗法軍。1559年，兩國簽署卡托—康布雷齊和約，永久確認西班牙在意大利的主權。和約簽署后慶祝典禮舉行，亨利參加馬上槍術比賽時被斷矛插中，數天后去世。在往后的三十年，法國陷入長期內戰(zhàn)與動蕩，故此不能在歐洲強國競賽中與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王朝競爭。于是，由1559至1643年，沒有法國威脅的西班牙國力達到巔峰，版圖擴張至最大。
1557年，腓力二世統(tǒng)治的西班牙面對破產，于是給熱那亞銀行財團發(fā)展的機會。它們使德意志銀行集團陷入混亂，并取代富格爾家族（The Fuggers）成為西班牙的金融巨頭。哈布斯堡王朝制度累贅，熱那亞銀行為之提供流動借款和可靠的穩(wěn)定收入。王朝則協(xié)助銀行，將塞維利亞不太可靠、來自美洲的白銀迅速運到熱那亞，以提供更多資本。
1565年，佩德羅·梅嫩德斯·德阿維萊斯（Pedro Menendezde Aviles）創(chuàng)立圣奧古斯丁，并建立殖民地佛羅里達。后來，法國海軍軍官讓·里博（Jean Ribault）與150名同胞企圖在西班牙佛羅里達建立非法殖民地，不久后被德阿維萊斯擊敗。圣奧古斯丁很快就成為重要的戰(zhàn)略地點，讓滿載金銀的西班牙船只從新大陸的殖民地航行到西班牙。
同年的4月27日，米格爾·洛佩斯·德萊加斯皮（Miguel Lópezde Legaspi）在菲律賓創(chuàng)立首個永久的西班牙殖民地，馬尼拉大帆船正式開始服務。這些大帆船把貨物經太平洋從亞洲運載到墨西哥海岸的阿卡普爾科；然后，貨物又在墨西哥運上西班牙珍寶船隊，最后運返西班牙。1572年，西班牙為了促進此貿易活動，建立了馬尼拉。
當時，西班牙需要軍隊負責占領葡萄牙，以穩(wěn)定對其之統(tǒng)治。而在1576年破產的西班牙，就仍然在恢復元氣。1584年，奧蘭治的威廉被一名神智不清的天主教徒刺殺。這位受尼德蘭人歡迎的抗爭領導人之死，似乎能令戰(zhàn)爭結束，但事實恰恰相反。1586年，伊麗莎白一世出兵支持尼德蘭和法國的新教徒，其部下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Drake）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攻擊西班牙商船，并特地主動進攻港口加的斯。1588年，為了停止伊麗莎白一世的干預，腓力派遣無敵艦隊以攻擊英軍。當時天氣良好，英格蘭派遣較小型和敏捷的戰(zhàn)艦，而且得到在尼德蘭的間諜幫助，得以做好做戰(zhàn)準備。結果，英軍擊敗了為數更多、防備更佳的西班牙戰(zhàn)艦。雖然西班牙遭受重大挫敗，但隨后的德雷克—諾里斯遠征（1589年）是英西戰(zhàn)爭（1585至1604年）的轉捩點，使西班牙占上風。幾乎人人都肯定西班牙的艦隊是歐洲最強，直到1639年的唐斯之戰(zhàn)中，逐漸疲乏、弱態(tài)漸現的西班牙被尼德蘭海軍擊敗。
神眷西班牙
（1596—1626年）
面對著與英、法、荷的戰(zhàn)爭，而對方都有卓越將領，處于破產的西班牙發(fā)現自身實力不及三者。西班牙為了脫離連串沖突的困局，在1598年與法國簽訂韋爾萬條約，承認亨利四世（1593年開始成為天主教徒）為法國國王，并恢復卡托—康布雷齊和約中很多條款。英國在海上多次戰(zhàn)敗，而西班牙又支持天主教徒在愛爾蘭不斷進行游擊戰(zhàn)，遂于1604年簽訂倫敦條約，當時英國君主是較易相處的新君，斯圖亞特王室的詹姆士一世。
無敵艦隊
停戰(zhàn)期間，西班牙國力恢復良好，并穩(wěn)定其財政。她成為下一場大型戰(zhàn)爭的主要角色前，積極恢復其威信。腓力二世的繼承人腓力三世能力平庸，無心理政，選擇由下屬管理他的政務細節(jié)。其首相是有才干的萊爾馬公爵。
萊爾馬公爵（以至腓力三世）都對其盟國奧地利之事務不感興趣。1618年，腓力撤換了首相，換來了饒有經驗的駐維也納使節(jié)（唐）巴爾塔薩·德蘇尼加為首相。唐巴爾塔薩認為，只要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的奧地利緊密合作，就能制約復蘇中的法國及消滅荷蘭境內的反對勢力。1618年，布拉格擲出窗外事件兩度發(fā)生后，奧地利及神圣羅馬皇帝斐迪南二世便開始著手對付新教聯盟及波希米亞。唐巴爾塔薩鼓勵腓力聯合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加入戰(zhàn)團。而在西班牙駐尼德蘭軍隊冒起的新星斯皮諾拉，統(tǒng)領佛蘭德軍參戰(zhàn)。西班牙加入三十年戰(zhàn)爭。
1621年，腓力三世去世，比他更虔誠的兒子腓力四世繼位。次年，奧利瓦雷斯伯爵—公爵接替其舅父唐巴爾塔薩為首相。奧利瓦雷斯是合理地正直而有能的人，相信西班牙一切的困擾都來自尼德蘭。波希米亞人在初期受挫，先后在1621和1623年于白山和施塔特洛恩被擊敗。與荷蘭的戰(zhàn)斗在1621年繼續(xù)。1625年，斯皮諾拉攻下布雷達要塞。丹麥國王克里斯蒂安四世的干預使一些人擔心（他是少數沒有財政問題的歐洲君主）。不過在1626年，神圣羅馬帝國將領阿爾布雷希特·馮·瓦倫斯坦先后在德紹河和巴倫山麓盧特成功擊退丹麥，解決其患。
當時丹麥被擊退后，德意志境內的新教徒似乎被肅清。西班牙于是期望將尼德蘭重新納入版圖。法國局勢再度不穩(wěn)（著名的拉羅謝爾圍城在1627年開始），西班牙帝國之顯赫呼之欲出。奧利瓦雷斯伯爵—公爵堅定地斷言：“神眷顧西班牙，在這些日子為我國作戰(zhàn)。”（God is Spanish and fights for our nation these days.）
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國的殖民城市
——以那不勒斯、利馬、馬尼拉為例
內容提要西班牙帝國在早期全球化的進程中打造了一批殖民城市，其中分別處于歐洲、美洲和亞洲的三座城市那不勒斯、利馬、馬尼拉在空間上即體現了西班牙帝國推動下的城市發(fā)展模式。在經濟方面，西班牙帝國的大帆船貿易將三座城市聯系在一起，帶動了商品和貨幣的全球流動，同時也改變了城市的命運；在城市建設方面，三座城市具有相似性，即棋盤格的城市形態(tài)、城市防御功能的加強、港口城市的特征以及居民和族群的多元化；在文化方面，西班牙帝國利用城市實現其文化霸權，即通過城市空間整合和儀式活動加強對殖民地的控制。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國掀起的全球化影響深遠，在全球范圍內塑造了一種帶有其典型特征的城市類型，而這些城市的地位和空間變化則體現了西班牙霸權文化與在地文化之間的沖突與調試。
關鍵詞近代早期 西班牙帝國 殖民城市 那不勒斯 利馬 馬尼拉
歐洲的那不勒斯、美洲的利馬、亞洲的馬尼拉，人們一般很難將這三座城市聯系在一起，但如果將它們的城市形態(tài)加以比較，便可以明顯地看出其相似的特征。這種相似性并非偶然，也不是在各自的歷史環(huán)境中有機地發(fā)展起來的，而是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國全球殖民的結果。西班牙帝國在16—17世紀建立起“日不落帝國”，縱橫歐、美、亞三大洲。在其締造的帝國網絡中，作為節(jié)點的城市紛紛出現，它們扮演著將西班牙帝國的商品、思想和文化傳播到各處的中介者，同時其城市自身也被改造，體現著西班牙帝國對殖民地的控制。三座被西班牙帝國打造出來的殖民城市，在城市形態(tài)日益趨近的同時也反映出早期全球性帝國的統(tǒng)治特征。
對于這三座城市，以往較多的是從經濟史、社會史、政治文化史等角度進行的個案研究和區(qū)域史研究，亦有大量從白銀方面所做的全球經濟聯系的研究，綜合性的城市比較研究卻很少見到。意大利近代早期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城市史研究非常豐富，但大多關注意大利中北部而忽視南部地區(qū)，受西班牙文化影響較大的那不勒斯甚至很難被置于意大利的國史敘述之中，更沒有被置于全球史當中加以考察。美洲城市史研究中，關于墨西哥城和利馬城的研究比較多，西班牙對美洲城市建設的影響尤其受到研究者關注。東南亞的城市史研究近年來較為流行，但一般聚焦于殖民港口城市的經濟社會史研究。
進入21世紀后，學界開始出現了從全球史視角重新考察帝國不同區(qū)域之間聯系的研究，尤其注重考察世界各地之間的物種、疾病、思想的流動。如法國學者格呂津斯基對近代早期的中國與墨西哥進行了比較研究，蘇布拉曼亞姆則關注的是西班牙帝國治下的全球聯系。從全球史這個新的視角來考察城市史，較以往僅僅關注一國一地的城市史研究會給人以更多的啟發(fā)。故此，本文試圖從帝國史和全球史的角度，探析西班牙帝國治下的各大洲城市的異同及其發(fā)展規(guī)律。
一、西班牙帝國的經濟網絡與殖民城市
16世紀伊始，隨著地理大發(fā)現和大航海時代的展開，西班牙帝國最先開創(chuàng)了一個早期全球化時代。在葡萄牙、西班牙的主導下，歐洲與美洲、亞洲的聯系開始密切起來，并且出現了經濟和文化的交流網絡。網絡觸及的地方都被迫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而城市更是集中體現了這些變化，代表了早期全球化的成果。
西班牙帝國的崛起最早影響到的是美洲，由于新興的大西洋貿易，美洲出現了城市格局的重大變化。珍寶船隊的建立和美洲白銀的發(fā)現使這里成為西班牙帝國非常倚重的地方，利馬便是西班牙建造和影響的一個典型城市。在西班牙人到來之前，美洲的城市是由本土的印第安人建造的，如特諾奇蒂特蘭、庫斯科等，并且形成了本土的區(qū)域結構。西班牙人征服這里之后形成了墨西哥城和利馬兩大中心城市，分別代表新西班牙和秘魯兩大總督區(qū)。尤其是利馬，成為連接亞洲和歐洲的重要樞紐。
利馬由皮薩羅（Francisco Pizarro y Gonzalez,1471-1541年）所建造。他于1513年征服巴拿馬，1519—1523年服務于巴拿馬城長官，此后帶著很少的兵力冒險南下征服了印加帝國。利馬從1535年起便成為秘魯總督的駐蹕地，控制著玻利維亞、智利北部、厄瓜多爾和哥倫比亞。利馬的重要性在于其資源稟賦和區(qū)位優(yōu)勢。在資源方面，利馬的內陸腹地開發(fā)出了波托西銀礦，大量白銀從這里運回西班牙，使其成為繼墨西哥城之后對西班牙最重要的美洲城市。在區(qū)位方面，這座城市與墨西哥城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一個同時面向兩大洋的貿易中心，大量白銀、貴重物品，尤其是來自亞洲的絲綢被運到宗主國西班牙。可以說，這兩個要素是利馬能夠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在橫跨太平洋的馬尼拉大帆船貿易開通之前，利馬僅與墨西哥城有往來，且從屬于后者。到16世紀中葉，兩大西屬殖民地之間的商路上興起了特旺特佩克（Tehuantepec）、瓦圖爾科（Huatulco）等港口，從墨西哥城有陸路通往這些港口，然后再從這里駛往利馬。厄瓜多爾和秘魯西部的曼塔（Manta）、瓜達基爾海灣的特魯希略等構成了秘魯西海岸的一系列港口，用于停泊來自墨西哥城的船只。利馬西邊的卡亞俄（El Callao）港成為商路的南部終點，貨物在這里被卸下后運往利馬，然后再等待順風時返回北部。這種沿海岸線進行的貿易成為利馬與墨西哥城之間貿易的主要形式。利馬后來能夠與墨西哥城比肩，與太平洋貿易的興起息息相關。16世紀60年代，波托西銀礦的發(fā)現使利馬可以獲取更多的中國商品，大量的奢侈品和鐵、銅等商品都以比西班牙和墨西哥城產品更低的價格購進。因此，從16世紀70年代起，阿卡普爾科的馬尼拉大帆船還會進一步向南到達利馬，運輸大量的中國絲綢、瓷器、漆器及其他奢侈品前往阿卡普爾科，墨西哥城與利馬之間的貿易大幅度增加。卡亞俄港與阿卡普爾科一樣發(fā)展成為重要的樞紐港，均有大量的亞洲商品流入。卡亞俄港的商品被運至利馬和通過巴拿馬城被運回宗主國，阿卡普爾科的商品部分被賣到墨西哥城，部分通過韋拉克魯斯（Veracruz）被運回宗主國。由此，利馬攜白銀進入貿易網絡，在新興的兩洋貿易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為了有效地控制利馬，西班牙帝國將其從印加帝國的邊疆城市轉變成殖民地首府。印加帝國在君主帕查庫提·尤潘基（Pachacuti Inca Yupanqui）統(tǒng)治時期（1438—1471年在位）被建設成號稱“四方之國”（Tahuantinsuyu）的廣袤帝國。其領土從今北邊的厄瓜多爾一直延伸到南邊的智利，包括秘魯、玻利維亞和阿根廷部分地區(qū)，首都庫斯科和行宮馬丘比丘城得到了較快發(fā)展。到其孫瓦伊納·卡帕克（1493—1527年在位）時，印加帝國達到鼎盛，他不僅大力建設庫斯科，還在今厄瓜多爾建立了新都基多。皮薩羅最初打算以庫斯科作為首都，希望借用印加帝國的政治遺產，但后來轉向利馬。利馬之所以取代庫斯科，不僅因為它是集中了大量西班牙貴族和國家機構的總督所在地，還由于它的地理優(yōu)勢以及成為帝國財富的集結地。可以說，正是太平洋貿易幫助了這個城市成為首都。利馬在崛起的過程中，需要打破庫斯科的中心地位并取代之，這是一個漫長的斗爭過程。利馬只是一座在海邊新建的城市，與印加帝國并沒有歷史淵源，而庫斯科則深處南邊的山區(qū)谷地當中，長期以來是印加帝國的統(tǒng)治中心，有大量石制建筑和道路等優(yōu)越的基礎設施，也有大量代表印加帝國權力的建筑和景觀。庫斯科曾被比作卡斯提爾王國的舊都布爾戈斯，利馬則被比作新都馬德里。利馬從一座無名之城發(fā)展成為新的中心需要長期的建設，這既包括西班牙王室的政治承認，也需要樹立起大量的文化象征，而這些都貫穿于城市建設當中。利馬城市發(fā)展的目標不僅僅是成為商業(yè)重鎮(zhèn)，更是為了使西班牙帝國的政治影響力進一步擴大。
由于大帆船貿易，亞洲也被納入西班牙帝國的全球網絡之中，馬尼拉的建立便是一個標志。經由太平洋將美洲與亞洲聯系起來，一般會追溯至麥哲倫的環(huán)球航行及1521年抵達菲律賓。但直到半個世紀之后的1571年，當西班牙人在菲律賓建立據點后，亞洲才算正式被納入西班牙帝國的全球貿易網絡當中。在此期間，西班牙人一直垂涎地處亞洲的香料群島。到1556年菲利普二世繼位后，隨著香料價格的不斷上漲，他決定向東南亞地區(qū)發(fā)展，為此還同法國簽訂了《卡托-康布雷齊和約》。國王任命新西班牙總督組織船隊向馬魯古群島出發(fā)，受墨西哥城當局委托的黎牙實比成為這次行動的領導者。他于1564年底起航，次年到達宿霧，成為新占領土地的所有者（Adelantado）。然而，鑒于北部的呂宋島與中國、日本、馬六甲的頻繁貿易，黎牙實比決定北上占領這個既有歷史也有潛力的商業(yè)中心。1571年5月19日，黎牙實比占領并正式進入馬尼拉，成為這里的行政長官（Gobierno），馬尼拉由此隸屬于新西班牙總督管轄。他在馬尼拉設立了市政府進行管理，到其次年去世時，呂宋島已大部分處于西班牙人的控制之下。1595年，馬尼拉成為整個菲律賓的首府。
統(tǒng)治著菲律賓的西班牙人曾數次想占領更多的東亞地域和國家，都沒能成功，但在此過程中亦有所成就，即菲律賓與美洲、西班牙的大帆船貿易。在這個貿易中，馬尼拉成為前沿據點。馬尼拉大帆船的出現，使這個城市成為聯系東亞和東南亞許多其他城市的中心，甚至包括葡屬澳門、長崎等，由此形成了以馬尼拉為樞紐的東亞貿易網絡。中國南部的商人在唐宋時期就已經在菲律賓群島之間貿易，從這里購買金屬、蠟等商品，而向這里出口瓷器、絲綢、棉布等馬尼拉—阿卡普爾科貿易所需要的商品。西班牙人的到來也為中國商人提供了擴大出口貿易的渠道，前者大量購買中國物品運回美洲和歐洲。中國的絲織品開始大量出口，尤其是在17世紀中葉以后，隨著日本銀產量的降低，美洲白銀成為替代品，以填補中國對白銀的大量需求。因而經由馬尼拉運往西屬美洲和歐洲的絲織品也一直保持較多數量，形成了一種白銀與絲綢的對等貿易，馬尼拉成為中國以絲換銀的重要樞紐港。同樣，西屬美洲也對東亞的紡織品有極大需求。當地人不管階層和族裔，都穿呂宋或印度產的棉布和中國產的絲綢，其質量比本地或西班牙生產的布料好許多，在新西班牙和秘魯都是如此。這種質量和價格上的雙重優(yōu)勢正是東亞紡織品占領西屬美洲市場的重要原因。馬尼拉作為一個貿易港口城市，成為西班牙帝國在亞洲的據點以及歐、美、亞三大洲交流的節(jié)點。
在美洲和亞洲的殖民地被整合進西班牙帝國后，歐洲也受到了影響。西班牙的塞維利亞港口迅速崛起，成為美洲白銀和亞洲商品的終點站。與此同時，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也受到全球化的沖擊。
那不勒斯作為地中海的重要港口城市，在漫長的中世紀時期歷經了法國、德國、西班牙的角逐。從11世紀起，其為諾曼王朝統(tǒng)治，繼之以霍亨斯陶芬王朝；從1266年起，歸法國安茹公爵所有并且成為西西里王國首府，建造了法國風格的新堡和大教堂。1282年西西里晚禱起義后，以那不勒斯為主的意大利半島南部歸安茹公爵，西西里島歸阿拉貢王室。此后，那不勒斯的地位有所提高，吸引了比薩、熱那亞的商人、托斯卡納的銀行家以及當時的著名藝術家，如薄伽丘、比特拉克、喬托等。到1442年，安茹公爵勒內被迫將那不勒斯交給阿拉貢的阿方索一世，那不勒斯與西西里都歸西班牙的阿拉貢王室統(tǒng)治。由于與西班牙的關系，那不勒斯的商業(yè)地位得以提高，也成為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國的政治中心。1501年，受法國短暫統(tǒng)治后，那不勒斯王國重又歸于西班牙，于1516年起成為哈布斯堡王朝統(tǒng)治下的西班牙帝國的一部分，西班牙王室向這里派遣總督進行管理。這種統(tǒng)治持續(xù)了兩個世紀，那不勒斯被深深卷入西班牙帝國的全球化之中。
美洲白銀的開發(fā)和流動，使歐洲的紡織品市場受到亞洲產品的沖擊和影響。從菲律賓運到塞維利亞的紡織品直接參與歐洲商品的競爭，故而塞維利亞的商人一般對馬尼拉大帆船都是持抵制態(tài)度。根據舒爾茨的看法，馬尼拉運輸中國絲綢的大帆船對西班牙安達盧西亞地區(qū)的城市構成了競爭，后者也與美洲總督區(qū)進行貿易，而來自中國的絲綢也威脅到了西班牙本土的絲織業(yè)。那不勒斯從中世紀晚期起以呢絨業(yè)和絲織業(yè)最為發(fā)達，這里的廣袤草地適合養(yǎng)羊，織布的質量也極高，羊毛與棉布、絲綢等混紡織品供應著國內外市場。那不勒斯的絲織品加工業(yè)也非常發(fā)達，主廣場附近區(qū)域就是絲織品加工業(yè)的集中地。除了供應國內消費，呢絨布料還大量出口到西班牙和波蘭、中歐等地，絲織品向美洲出口。但是到17世紀，那不勒斯的呢絨和絲織品不僅不能與外國商品競爭，甚至還被外國紡織品攻占了國內市場，尤其是絲織品，幾乎被外國產品競爭下去。來自中國的絲綢非常便宜，僅為西班牙布料價格的1/9，墨西哥布料價格在二者之間，可見亞洲商品有著很強的競爭力。當然，紡織行業(yè)在國際競爭中的失敗應當還有許多其他因素，但是從16世紀末到17世紀，恰恰是亞洲織物大舉進入美洲和歐洲市場的時期，在這種全球化的沖擊下，那不勒斯的紡織業(yè)面臨滅頂之災。
可見，在大航海時代的經濟交流中，這三座城市形成了休戚與共、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關系。真正的全球化貿易的起點是1565年阿卡普爾科與菲律賓的通航和1571年馬尼拉建城，西班牙帝國的城市被串聯在一起。從宏觀空間來看，三座城市所在的區(qū)域正是基于海洋的跨區(qū)域交流才有了全球同步的發(fā)展，也為文化交流提供了平臺。從微觀空間來看，三座城市的建設具體體現了西班牙帝國引發(fā)的全球性流動特征。
二、 西班牙帝國殖民城市的變遷與空間建構
在西班牙帝國的統(tǒng)治下，這三座城市都得到了迅速發(fā)展。首先是那不勒斯和利馬，其后是馬尼拉。西班牙帝國的城市改造很大程度上是將自身形象投射到殖民地，從16世紀中期起，馬德里取代巴利亞多利德成為帝國首都，并且開始了從中世紀城市向現代城市的轉變。這種改造經驗在向外殖民過程中也被帶到殖民地城市，體現了宗主國對殖民地的影響，但同時在城市改造中也注重殖民地城市的特定環(huán)境，創(chuàng)造出適合其發(fā)展的城市模式。
那不勒斯新的變化體現在從陸上老城向海濱新城的轉移。雖然安茹王朝統(tǒng)治時期在海邊建造了新堡，但從15世紀中葉起，在阿拉貢王國的統(tǒng)治下，其發(fā)展一直限于陸地。15世紀80年代，阿拉貢王國的建設范圍主要在城東，以東南邊的卡爾米內（Carmine）城門和東邊的卡普阿（Capuana）城門為中心，后者作為進入那不勒斯的陸上門戶有著重要的政治和符號意義。阿拉貢的阿方索統(tǒng)治時期，計劃將東門邊的卡普阿城堡周圍打造成其統(tǒng)治中心，這也是阿拉貢王國為了區(qū)別于以老城為中心的安茹王朝。從1516年起，哈布斯堡王朝接管了那不勒斯王國，派遣總督統(tǒng)治。總督佩德羅·托萊多（Pedro Alvarez de Toledo，1532—1552年在位）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城市建設，驅使周圍領主和大量農民遷入城中，由此使那不勒斯人口大為增加，很快成為僅次于巴黎的歐洲第二大都市。他重點推動那不勒斯向老城的西南邊發(fā)展，為此還擴建舊城墻，并沿海岸線建造了一道新城墻，在城墻上建造堡壘，尤其是西邊的圣埃莫堡（Castel Sant'Elmo）和東南角的卡爾米內城堡。這個新城區(qū)就是“西班牙區(qū)”，建有棋盤格狀街道和臨街多層建筑，這在當時的歐洲是非常獨特的。西班牙區(qū)的主干道是托萊多路，是總督以其名字命名的，他任命意大利建筑規(guī)劃師費爾迪南多·芒里奧（Ferdinando Manlio）建造了這條大道，從南向北連接起總督府所在的新城和老城西城門。作為西班牙帝國權力象征的總督府建于1540年，臨海而建。從卡普阿城堡到總督府，體現了統(tǒng)治中心在城市空間中的位移。總督府和新碼頭是方塔納（Domenico Fontana）設計的，由總督弗朗基·卡斯特羅（Francisco Ruiz de Castro，1601—1603年在位）及其子佩德羅·費爾南德茲（Pedro Fernandez，1610—1616年在位）建造，最終完成佩德羅·托萊多開啟的城市建設。這座歷史悠久的意大利城市被改造成帶有濃重西班牙風格的城市，西班牙帝國的印記被刻在城市的空間中。
利馬的城市發(fā)展與那不勒斯幾乎同時，也在16世紀上半葉。從1502年建立圣多明各起，整個16世紀西班牙在美洲建立了二百多座新城，這些殖民城市在結構布局上非常類似。利馬是1535年初起由皮薩羅建造，位于里馬克河南岸，是一個非常規(guī)則的棋盤格狀規(guī)劃，被垂直的道路規(guī)則地分成若干街區(qū)。城市最北邊的主廣場上，北邊是總督府（Palacio de Gobierno），是皮薩羅擔任總督時的府邸；東邊是大教堂和大主教府；西邊是市政廳。整座城市的建設就是從主廣場上的大教堂為坐標開始的，向外分配城市空間，形成網格狀的街區(qū)。利馬城總共有117個街區(qū)，每個街區(qū)邊長125米，又可分為4個大小相同的區(qū)塊，街道的寬度從一開始就被設定為約11米。皮薩羅將這些平均劃出的區(qū)塊分給他的支持者。1538年，市政委員會（cabildo）還命令所有業(yè)主都要在規(guī)定的區(qū)塊內建筑房屋，不得侵占公共街道，否則就要歸還給城市。外立面也要求非常一致，都用進口石塊、硬木、黏土以及非常昂貴的磚塊建造房屋和城墻。
主廣場是重點建設的區(qū)域，每邊長134米。雖然帝國在1573年頒布的關于美洲城市建設的法令規(guī)定，主廣場要按3∶2的比例建成矩形形狀，但實際上很多城市的主廣場都是正方形的。因為在1573年法令之前，美洲許多城市的基本形態(tài)就已奠定，如墨西哥城、基多、波哥大等。因此，法令只是美洲城市化現實的歸納。主廣場是利馬的中心，經常舉辦儀式。在儀式期間，廣場被清空、美化。主廣場也是城市的市場和會面場所，由于商販云集，這里非常混亂，是市政府一直想整頓的地方。主廣場兩邊建有拱廊，是公證人、律師辦公的地方，還有各種店鋪。到17世紀，廣場附近的梅卡德雷斯（Mercaderes）街成為奢侈品商店集中區(qū)，有超過40家店鋪出售從西班牙、墨西哥和中國進口的紡織品和其他產品。可以說，利馬這座城市既有全球商品的流動，也體現出西班牙帝國的統(tǒng)治特征。
最后發(fā)展起來的是馬尼拉，比前二者晚了約半個世紀。在西班牙人到來之前，馬尼拉的居民是他加祿人（意為居住在河邊的人），居住在以親屬為紐帶的小型自治社區(qū)巴朗蓋（barangays）中。1571年，西班牙人征服馬尼拉，建立起一座新的城市。內城（Intramuros）為西班牙人所居住，與城外（Extramuros）以城墻隔開，沿著城墻建有堡壘和防御工事，水陸城門均有。陸城門塔樓矗立，夜間關閉。
在黎牙實比的規(guī)劃和建設下，這座位于西靠馬尼拉灣、北臨帕西格河的城市也有一座主廣場（Plaza de las Armas），城市布局為網格狀。主廣場周圍是最重要的建筑，有最高法院、稅務機構（Aduana）、總督府（1863年被毀）、市政廳（Cabildo）、皇家財庫（Real Hacienda）、軍械庫、大教堂。城市西北部還有一座小的軍事要塞，是西班牙人從當地穆斯林手中奪取的，16世紀末木質結構被石制建筑所取代。總督府仿照西班牙殖民城市風格，兩個庭院均設有涼廊。這里不僅住著總督及其家人，還住著部分官員以及負責總督安全的火繩槍手。馬尼拉市內有大量的木制房屋，1583年大火后為石制建筑所取代。根據編年史家巴托羅繆·萊托納（Bartholome de Letona）1662年的記載，馬尼拉街道非常美麗、寬敞、對稱，就像墨西哥城和普埃布拉，主廣場寬大對稱，東邊是大教堂，南邊是總督建筑，北邊是市政廳和監(jiān)獄等。雖然1645年到1658年的大地震毀壞了這座城市，但是基本結構并未改變。在西班牙帝國的統(tǒng)治下，其分布在全球的城市形成了一些共同的特征。
首先，從城市的形態(tài)上來看，這三座城市非常相似，都體現了網格狀的城市布局，其中都有主廣場，廣場周邊建有教堂和行政官邸，而且有大道貫穿城市，組織起有規(guī)則的道路網。這種城市布局通行于西班牙帝國各城市，在當時留下來的許多城市地圖和圖像中都可以看出。就廣場而言，意大利的與美洲的有較大差異，歐洲城市的中心廣場的經濟職能沒有像美洲的那么集中在主廣場上，而是分散在多個廣場，甚至集中在道路兩旁。歐洲廣場是封閉的，美洲廣場是開放的。而且，歐洲廣場規(guī)模遠遠不如美洲廣場那么大。東南亞城市一般沒有大型廣場，而是以宮殿、城堡、清真寺或佛寺以及集市作為城市的中心。這也是為何馬尼拉內城與城外的華人區(qū)和日本人區(qū)有很大不同，外來者規(guī)劃的內城從一開始就設計出規(guī)則的城市和廣場。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城市形態(tài)，是與13世紀以來的歐洲新城建設實踐有著很大關系。法國西南部、德國東部、西班牙都出現了大量新城，14世紀時，西班牙瓦倫西亞的方濟各會士艾克希米尼克（Francesc Eiximenis）根據阿拉貢王國新城建設的實踐還做了理論總結，在其《基督教十二書》（Dotzè del Crestia）當中提出基督教的理想城市，即矩形、兩條軸線垂直相交于中心廣場，周圍是涼廊。這種城市模式對美洲的影響較大。到15世紀，意大利率先發(fā)展出一批新式城市，如皮恩扎、烏爾比諾、費拉拉等，強調幾何規(guī)則的廣場在城市中的重要地位。這些傳統(tǒng)深刻影響了后來的西班牙帝國，其在殖民地和本土都打造了新式城市空間。這種幾何狀的理想城市類型所體現出來的權力色彩正是西班牙帝國所需要的。但是從空間上看，這些影響又不都是從歐洲到美洲和亞洲。文藝復興城市規(guī)劃思想直到16世紀下半葉才在西班牙流行，經過胡安·埃拉拉、莫拉叔侄等城市規(guī)劃家的努力，馬德里的城市空間被大大改變，逐漸產生以矩形的主廣場為中心、中軸線道路貫穿城市東西的城市形態(tài)。這種新的城市樣式與西班牙本土的中世紀城市傳統(tǒng)大為不同，譬如，故都巴利亞多利德就沒有寬敞的中心廣場和筆直的中軸線街道，而是體現中世紀西班牙曾經受到過的伊斯蘭文明的影響：道路蜿蜒曲折，缺乏開闊的公共空間。馬德里的建設為西班牙城市建設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對后世的歐洲城市發(fā)展影響甚大。而這時期美洲城市均已建造起來，馬德里的建設發(fā)生在那不勒斯、利馬之后，甚至與馬尼拉同時期，這種時間差體現了此種城市風格源頭的多樣性。
其次，這三座城市都體現了防御性設施的增強，新式堡壘成為重要的標志性景觀。出于對奧斯曼帝國和北方法國人的提防，那不勒斯這時期的城市建設增強了城市防御功能，城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強。在佩德羅·托萊多時期，城市的防御體系變得連續(xù)，他將城墻和海岸的優(yōu)勢結合起來，增強了圣埃莫堡、蛋堡、新堡、卡爾米內堡幾個防御要塞，尤其是圣埃莫堡和新堡正好圍成了一處駐軍區(qū)域，即“西班牙區(qū)”。在馬尼拉，到16世紀末，行政長官達斯瑪里納（Gomez Perez Dasmarinas）仿照美洲的哈瓦那和卡塔赫納模式在城市周圍建造城墻和堡壘，墻體上還架有青銅炮。因為這時期葡萄牙人經常攻擊西班牙據點，荷蘭人也占據了臺灣，同西班牙的菲律賓為敵，故而城墻和堡壘被增建。在馬尼拉灣入口處的港口城市卡維特（Cavite）還建有菲利普堡（Fort San Felipe），作為保衛(wèi)馬尼拉城的第一道防御。利馬的城墻建設比較晚，一直到17世紀后半葉才開始，但其非常重視對卡亞俄港口的城墻和防御設施的建設。這一時期在西班牙經營的領地上均出現了競爭的加強，為了保障其商業(yè)和政治利益，西班牙帝國在建設城市時都會考慮都將其作為堡壘，增強軍事性，這也是西班牙殖民城市的重要特征。
星形堡壘體現了西班牙帝國推動這種建筑類型在其殖民城市的應用。建造城墻的活動在帝國境內普遍存在，如16世紀40年代的安特衛(wèi)普由皇帝查理五世下令建造了城墻，為了迎接1549年查理五世來訪，凱撒利亞城門還被改造成凱旋門。到16世紀，從歐洲開始出現了一種新型防御體系，其與中世紀的城堡和城墻不同，新式城墻更低更厚，有的是雙層，有的是外面增建一座星形堡壘，或多處嵌以多邊形棱堡。之所以出現這種革新，也是與當時熱兵器的出現分不開的。為了抵御槍炮，城墻防御體系出現了深刻變革，從過去注重高度轉而利用斜角和厚度。1564—1566年，在都靈城墻的一角由弗朗切斯科·帕喬托（Francesco Paciotto）建造了這種星形堡壘，緊接著在安特衛(wèi)普就由同一個建筑師建造了同樣的堡壘。這種類型的堡壘很快風行歐洲，那不勒斯的圣艾莫堡也是在這一時期建造起來的。這種新式城墻甫一出現，即被理論家們進行了總結并寫進著作之中。歐洲以外的利馬和馬尼拉由于西班牙的引進也建起類似的防御設施。但是利馬和馬尼拉并沒有專門的星形堡壘，而是在城墻上普遍建造棱堡。
再次，城市空間向海邊集聚，形成港口城市，也體現了西班牙帝國作為海洋帝國的引力。西班牙帝國的許多其他城市亦是如此，如安特衛(wèi)普、塞維利亞等。西班牙在中美洲和菲律賓諸島嶼建立的城市大都沿海而立，南美洲的利馬也是取代了內陸城市庫斯科而發(fā)展起來的。16世紀，隨著地理大發(fā)現催生的大航海時代，許多城市都開始面向海洋，連一直處于內陸山區(qū)的佛羅倫薩在升格為托斯卡納大公國首府之后也要在利沃諾建立港口，以跟上時代發(fā)展的步伐。許多沿海的城市更是經歷了空間的變遷，從沿河內陸朝濱海區(qū)發(fā)展，建設船塢（Arsenal）。16世紀70年代，那不勒斯的新堡和蛋堡之間的圣露琪亞港區(qū)得以擴建，并且由工程師修建了船塢，計有12座拱門，擴建工程一直持續(xù)到16世紀末。位于馬尼拉南邊16公里、同在馬尼拉灣的港口甲米地也是這樣一個船塢，它既是與外界進行貿易往來的港口，也是對馬尼拉城起到防衛(wèi)作用的軍港。利馬城西邊濱海的卡亞俄港也是如此，推動了利馬港口城市的發(fā)展。
最后，全球化也帶來了城市人口的變化，人口來源多樣化，出現了多元的聚居模式。在西班牙人建造的內城外圍出現移民區(qū)域，形成多族群的城市生態(tài)環(huán)境。到美洲工作和生活的亞洲移民都被稱作“中國人”（chino），以墨西哥城為最多，其次就是利馬。根據1613年的一份統(tǒng)計資料，當時利馬有114名亞洲人，其中38名是中國人和菲律賓人，20名日本人，56名葡屬印度人，還有馬來人和柬埔寨人。但這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利馬的潘查卡米拉（Pachacamilla）區(qū)有大量非洲人，切爾卡多（Cercado）區(qū)在16世紀是來自高地的印第安人的居住區(qū)，馬朗波（Malambo）區(qū)、阿齊（Acho）區(qū)、巴拉提約（Baratillo）區(qū)有大量混血居民居住在這里。馬尼拉也是一個國際城市，來自世界許多地方的人都可以在這里見到，尤其是來自歐洲和亞洲各地的。根據17世紀初的記載，在當時慶祝圣徒羅耀拉的節(jié)日上，竟然有80個不同國家的人參加，雖然語言、膚色、習慣不同，但同為基督徒。這些外國人不僅來此經商和游歷，還都居住在城市里。其中有兩大最集中的區(qū)域，即華人區(qū)和日本人區(qū)，顯示了這座城市的多元共生性。
與利馬和馬尼拉相比，那不勒斯沒有多少來自歐洲以外的移民。但是，這座城市在近代早期經歷了大規(guī)模的人口增長，其中工業(yè)人口的增加是重要因素。郊區(qū)和鄉(xiāng)村的人口大量涌入城中，而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進入紡織行業(yè)，大概有4/5的那不勒斯工人以絲綢業(yè)為生。紡織品的生產和印染工序也在那不勒斯市區(qū)發(fā)展起來，阿普里亞的羊毛和卡拉布里亞的絲織品被運到這里生產加工。城市政府支持行會，并且由商人通過廣泛的家庭作坊分包進行生產。至今那不勒斯還有道路名為“呢絨行會路”（Via Arte della Lana），其街區(qū)正是當時紡織業(yè)集中的地方。16世紀上半葉，城內有70—100名呢絨業(yè)工人，有4000—10000名絲織業(yè)工人。在16世紀，那不勒斯的絲織業(yè)發(fā)展極其迅速，到1582年時，注冊在簿的絲織業(yè)工人已達2萬名。這些來自近郊的勞工使城市里的人口構成相當多元化。
綜上所述，三座文化背景各不相同的城市在布局和結構上表現出趨同這一現象，體現了西班牙帝國在海外對殖民地城市的空間塑造。西班牙將歐洲城市化的經驗帶到了世界許多地區(qū)，催生了防御性城市、港口城市、多元文化城市的同時出現，同時這也是西班牙帝國的全球化產物。
三、城市空間與帝國霸權的運行
西班牙帝國在全球殖民活動中不僅追求經濟利益，還渴望實現對殖民地政治和文化上的控制。這種控制既通過規(guī)劃和建造類似的城市空間實現，也通過打造帝國的“軟實力”實現。后者包括規(guī)訓城市中的人、舉行儀式活動，等等，這些都是西班牙帝國對殖民地城市實施控制、建立霸權的工具。如何使殖民城市中的本地人放棄其本地傳統(tǒng)從而接受宗主國的文化，是西班牙殖民者尤其想要實現的愿望。因此，建造一個有示范意義的城市，規(guī)訓當地人，才能夠達到長治久安，逐漸將殖民地變成西班牙帝國的真正領土。這也是為何不管是歐洲還是美洲、亞洲的殖民城市，西班牙人總會開發(fā)出一個獨立的西班牙區(qū)，作為殖民者居住的地方。同時，通過城市建設、空間隔離等手段強化西班牙文化的優(yōu)越性。
那不勒斯雖然是一座歐洲的城市，在城市結構方面與歐洲其他地方的城市并無太大不同，但是，西班牙區(qū)實際上形成了一個有別于本土城市文脈的空間，它所蘊含的文化是西班牙人強加給那不勒斯的。西班牙區(qū)不僅隔離于老城，既長且直的托萊多路和許多道路相垂直，構成大小一致的街區(qū)。而且，還有圣埃莫堡在其北邊起到戍守功能。為了有效控制這個新城區(qū)，總督托萊多建造了圣埃莫堡，它與卡爾米內堡一道居高臨下扼守著全部港灣和整座城市。在西班牙區(qū)的南邊濱海處，坐落著占地廣闊的總督府，它所在的花園一邊與新堡相連，另外三邊沿著今圣卡洛（S.Carlo）路、普雷比席特（Plebiscito）廣場和瑪麗娜（Marina）路構成一個寬闊的空間，矩形的總督府就位于花園的西北角，并且?guī)в袃勺哂蟹烙δ艿乃恰？偠礁c圣埃莫堡一道成為西班牙區(qū)的屏障，也是西班牙人向那不勒斯本地人展示權力的空間。西班牙區(qū)以外部分的建設也服從于這一目標。在總督古茲曼·皮曼泰爾（Gaspar de Guzman y Pimentel）的支持下，建筑師方塔納對城市雜亂的結構進行了重新規(guī)整，他開辟的新道路連接起總督府、港口以及蛋堡旁邊的船塢，事實上有利于軍隊更快、更便捷地開進西班牙區(qū)，以保證西班牙人對城市的控制。西班牙還在那不勒斯引入衛(wèi)生觀念，重點治理供水系統(tǒng)，在公共空間建造大量噴泉，重新利用古代高架水渠，派專家對既有的水網進行改造，建造醫(yī)院。這些舉措是為了展示帝國的優(yōu)越性，從而對意大利南部地區(qū)產生示范作用，以鞏固其統(tǒng)治。
在利馬和馬尼拉，西班牙人也建立了類似于那不勒斯西班牙區(qū)的城市，專門供西班牙人居住，以與本地人相隔離。在利馬，西班牙人創(chuàng)設了讓本地人集中居住的區(qū)域——集中傳教區(qū)（reducción），1571年在城東建造的塞爾卡多（El Cercado）就是第一個。西班牙人強制性地安排附近經常到利馬的印第安人居住在這里，由耶穌會監(jiān)管并使其基督教化，這些區(qū)域的內部一般根據居民的出生地或所屬族群隔離居住。同時，西班牙人還努力打造自己所居住區(qū)域的神圣性。利馬城的主廣場是西班牙人展現權力的場所，國家和教會的力量都在這里體現。一種被稱作皮科塔（Picota）的木石建筑被豎立在廣場上，象征正義和司法，同教堂一道成為西班牙權力的象征，意味著秩序和正義。實際上，印加帝國時期就有將稱作烏斯努（usnu）的石頭豎立在廣場中心的習慣，以象征正義，西班牙帝國統(tǒng)治時沿用了這種做法。在利馬的建城過程中，教會權威與居民一起向神祈福，確定皮科塔在主廣場的中心位置，然后再確定教堂的位置，豎立一個小十字架，其后確定市政廳的位置，固定市政會的人數。這個過程是為了使城市空間神圣化，并確立主廣場和教堂作為公共空間在城市生活和對抗異教徒方面的功能。隔離空間和使廣場神圣化都是西班牙帝國為便于統(tǒng)治和教化而采取的舉措。
在馬尼拉，西班牙人居住的城就是內城。對于城外的近萬名本地人，其居住的地方也逐漸被西班牙人改造。在內城周圍方圓十公里范圍內的本地人社區(qū)，一般都建有中心廣場、高大的教堂，還有一些西班牙風格的富人住宅和散落在各處的普通住宅。來到馬尼拉的中國商人和日本商人的居住區(qū)在空間上也被隔離。到16世紀80年代，隨著西班牙通過馬尼拉加強與中國的貿易，數千名福建人進入馬尼拉，被馬尼拉當局安排在城郊的巴里安（Parian）區(qū)居住，緊挨著內城。這里也成為官方的絲綢市場，僅供中國工商業(yè)者居住。馬尼拉當局還對華人進一步區(qū)分，將其分為基督徒華人和非基督徒華人。比農多區(qū)（Binondo）成為首個基督徒華人的區(qū)域，還有一些僅允許與菲律賓婦女結婚的基督徒華人以及他們的后代（mestizo de Sangley）居住的街區(qū)。這種空間分化方式體現了西班牙人的統(tǒng)治之道。對于巴里安華人區(qū)，西班牙人也是竭盡全力限制其發(fā)展。盡管華人數量非常多，但是被強制居住在這個有限的區(qū)域當中，而且不能隨意隨時進出，還要繳納很高的稅額。這也是防止對人數有限的西班牙人構成威脅。西班牙人希望使華人基督化，但是又不希望他們過于西班牙化，而是通過保持一定程度的空間隔離來強化其在馬尼拉的統(tǒng)治秩序。對于日本人，馬尼拉當局也將其局限在特定區(qū)域，即1585年建立的狄洛（Dilao）區(qū)，由于日本人與中國人都進行絲綢貿易，故而也鄰近華人區(qū)。但是日本人與華人有很大不同，他們更加不服從管理，經常與西班牙當局發(fā)生沖突，故而該區(qū)甚至被西班牙人摧毀過。但到17世紀，西班牙人依然建起了三處日本人的聚居區(qū)，并利用方濟各會對日本居民進行基督教化。
當城市空間被改造和規(guī)整之后，西班牙殖民者要在這種空間中舉行一系列儀式，通過展示權力的方式實現西班牙帝國對其殖民地城市的教化。在歐洲，廣場既是商業(yè)活動和社會交往的場所，也是王室和教會進行儀式活動的舞臺，廣場等公共空間中的活動成為權力者向被統(tǒng)治者施加權威的重要途徑。那不勒斯最接近歐洲傳統(tǒng)，有廣場作為儀式中心。美洲和亞洲原本沒有廣場、市政廳的概念，此時也被植入。在利馬，歐洲的廣場要素與當地作為儀式場所的大型廣場結合。馬尼拉缺乏公共空間，統(tǒng)治者只能分而治之。
在那不勒斯，每當西班牙國王及王室成員出生、婚禮和葬禮的時候，總督都會在那不勒斯舉辦各種儀式活動，包括攜矛比武、斗牛、騎馬互擲空心泥球。這些對抗性的武力比賽源自伊比利亞半島上基督徒與摩爾人的長期對抗，因而帶有強烈的西班牙特色。在哈布斯堡王朝統(tǒng)治西班牙時期，這些儀式流傳到歐洲其他地區(qū)，尤其是西班牙統(tǒng)治的地方，與法國注重宮廷典雅禮節(jié)的儀式形成鮮明對比。西班牙的馬術和斗牛等活動也流傳到那不勒斯。從那不勒斯對西班牙式儀式的接受中，可以看出其與宗主國的關系。在重要的節(jié)日和節(jié)慶活動上，那不勒斯總督都會舉辦這些比賽儀式，表現出西班牙的文化霸權。對于這些舶來品，那不勒斯的貴族非常積極地接受。16世紀末的作家將當時的那不勒斯貴族描述為自由的、豪放的、尚武的。西班牙的馬術和尚武傳統(tǒng)一直在那不勒斯占據重要地位，影響著當地貴族的品位和習慣，尤其是騎士精神。像那不勒斯的名門望族如卡拉法（Carafa）、卡拉喬洛（Caracciolo）、皮格納泰利（Pignatelli）、桑格羅（Di Sangro）、托馬切洛（Tomacello）等家族都積極參與這些比武活動，即使不親自參與，也會作為觀眾在總督身旁高聲歡呼。同法國的室內儀式和面向特定貴族人群不同，西班牙的儀式都是在室外露天舉行，城市成為重要的舞臺。而且，儀式都是面向大眾的。根據當時的節(jié)慶手冊，大眾對于參與儀式一般有非常高的熱情，積極參與斗牛儀式，親自激怒公牛，甚至殺死公牛。那些將公牛殺死的人不僅不會受到懲罰，還會得到牛的尸體作為獎勵。通過這種集體狂歡，那不勒斯總督幫助西班牙帝國鞏固了對那不勒斯的統(tǒng)治，與當地的貴族和民眾一道完成了盛會和儀式的表演。從此也可以看出那不勒斯對西班牙統(tǒng)治的支持和依附。
在利馬，自從1542年設立秘魯總督區(qū)起，利馬的總督進城儀式也可以被視作西班牙帝國顯示權力的方式。利馬也想借此機會取代庫斯科、確立在秘魯的首要地位。秘魯與墨西哥城的進城儀式不同，后者是從維拉克魯茲登陸，一直走陸路，展現的是征服的順序。而前者則要從卡亞俄港登陸，直接進入利馬，以避免陸路需要的大量耗費。利馬占有得天獨厚的位置，是西班牙統(tǒng)治秘魯的重要據點，由此超越內陸的庫斯科逐漸成為秘魯的首要城市，這也與進城儀式有很大關系。1544年第一任秘魯總督在進入利馬入職時，就在進城處建造了一座凱旋門。1551年、1556年，第二、三任總督進城時也都建造凱旋門。這種源自歐洲的儀式被帶入殖民地城市，以顯示殖民者的權力。總督進城儀式的舉行地點在梅卡德雷斯街的凱旋門，位于利馬城的蒙瑟拉（Montserrat）區(qū)，是從卡亞俄港進入利馬城的門戶。總督從這里經過，就意味著進入利馬城，也象征著對利馬城市的掌控。在儀式中，總督上任進城之前，先要在卡亞俄港作停留并狂歡，然后穿過利馬的凱旋門前往城市中心的主廣場。凱旋門由利馬商人贊助修建，上面飾有銀條，以顯示利馬城市的富裕和高貴。總督要在這里發(fā)誓，象征著他代表國王進入城市，接收這座城市。與其并行不悖的另一個層次就是針對當地人的教化。在特倫托會議之后，教廷加強了對海外的基督教化，而西班牙人成為推行這種教化的重要力量，基督教化也是鞏固其殖民統(tǒng)治的重要工具。在利馬，許多教區(qū)在城內外建立起來，在教區(qū)教堂旁邊，西班牙人還建造了醫(yī)院。這一切不僅是為了向本地人提供治療和教育，還負責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并使其皈依基督教，更是為了進行社會控制，因為利馬的醫(yī)院主要控制在教會手中。
西班牙人也利用類似的方法來控制馬尼拉擁有多元文化和族裔背景的居民。那不勒斯作為歐洲城市，在文化上與西班牙有共通性，較為容易統(tǒng)治，但是菲律賓與歐洲傳統(tǒng)全然不同。這里有亞洲人自己開創(chuàng)的傳統(tǒng)，中國商人和日本商人有各自的聚集區(qū)域，本地人又分為許多種族群，以巴朗蓋作為基本組織單位相互競爭。作為多元文化碰撞的亞洲樞紐，這里對于外來的征服者而言并不容易統(tǒng)治。再加上在亞洲，歐洲殖民地一般都是縮在有城墻的內城中，與當地人隔離開來，這種居住模式也限制了歐洲人對當地人的整體同化。在菲律賓南部，還有蘇祿王國的穆斯林對西班牙殖民者充滿敵視和排斥，他們通過爭取本地人的民心同西班牙殖民者競爭，這些都增加了西班牙統(tǒng)治的困難。在無法使用公共空間進行規(guī)訓時，他們只能求助于教會，由教會通過城市分區(qū)進行基督教化。宗教改革時期，耶穌會在歐洲各地活動，尤其在城市中確立了自己的地位，在羅馬、布拉格、安特衛(wèi)普等大城市的中世紀街區(qū)中建造了宏偉寬敞的新式教堂。在同時期的其他大洲，羅馬天主教致力于增加在歐洲北部失去的教區(qū)，主要修會也涌入殖民地城市活動，成為改造當地原有文化的重要力量。1573年，由于耶穌會和方濟各會的活動，就已有菲律賓本地人的改宗。1579年，菲利普二世在馬尼拉建造了第一個主教區(qū)，雖然此前已有奧斯定會進入，但由多明我會會士多明各·薩拉扎爾（Domingo de Salazar）擔任第一任主教，隸屬于墨西哥大主教。此后在其他地方也設立了一些主教區(qū)，馬尼拉升格為大主教區(qū)，建有大教堂。在對當地人的傳教中，修會起到了補充政府統(tǒng)治的效果，與當地人的交流更多，甚至進入村社當中建立修道院，并有王室政府的資助。許多當地村社也被改造成以教堂為中心的城鎮(zhèn)。到16世紀80年代末，馬尼拉城中有80名西班牙人，除了大教堂和主教宮的數十名教士，奧斯定會修道院有七八位修士和眾多其他預備神職人員，并有幾處房產；方濟各會修道院有4位修士和近20位其他神職人員；耶穌會則共有5位神職人員。這些修士全部來自西班牙或那不勒斯，其目標是協(xié)助帝國的統(tǒng)治。由此也可見帝國內部人員所具有的流動性。
從三座城市的情況可以看出，城市空間整合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凸顯權力和控制臣民的統(tǒng)治方式，不管是在歐洲還是美洲和亞洲，西班牙的城市建設都與教化有關，通過城市改造體現統(tǒng)治的合法性，建筑和儀式都可以作為帝國權力的隱喻。當然，帝國對不同地區(qū)也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進行管理，譬如，那不勒斯歷史上有較強的來自其他國家的影響，故而采取建造新區(qū)和輸出西班牙文化的方式；美洲在歷史上就特別注重服從國王權威和儀式活動，故而在利馬借用一些權威性符號和象征性方式強化帝國力量；而亞洲的多元文化背景則使其在馬尼拉通過加強城市空間隔離，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這些都體現了西班牙帝國利用空間進行規(guī)訓的統(tǒng)治策略。
結語
在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國所開啟的一種新的跨洋貿易推動了此后的全球化發(fā)展，尤其在全球范圍內塑造了一批帶有其顯著特征的城市類型。商品、資本、思想等要素的自由流動，在帝國的框架內改變著一切碰觸到的地方。一方面，城市被置于由帝國創(chuàng)建的海外貿易網絡中，成為商品和資本流通的驛站，白銀、紡織品在美洲和亞洲之間流動，甚至也影響到歐洲的城市經濟。另一方面，西班牙帝國對殖民地的城市進行改造，代表西班牙帝國權力的總督和行政長官們按照帝國中樞的意愿改造城市空間，將帝國的意志強加到城市空間中，改變著殖民地城市，使其成為體現“日不落帝國”輝煌的舞臺。那不勒斯、利馬、馬尼拉都受到了這種早期全球化力量的影響，其在近代早期城市地位的變化和空間變遷，事實上都是西班牙帝國主導下的結果，也是西班牙帝國與全球范圍內不同國家和文化碰觸的結果。
如果我們對西班牙帝國的城市空間策略進行更深入的思考，就會發(fā)現帝國也起到了傳播媒介的作用。在帝國的城市化進程中，歐洲城市化的經驗被帶到殖民地，用于建設和改造殖民地城市，正如棋盤格狀布局和中心廣場的城市特征被帶到與西方城市傳統(tǒng)不同的美洲和亞洲。這種傳播使16世紀出現了世界范圍內的新型城市化。同時，西班牙帝國也致力于重塑城市空間，目的是使被統(tǒng)治地區(qū)同化于西班牙，特別是通過空間隔離和舉行儀式的方式鞏固統(tǒng)治秩序。無論在歐洲還是美洲和亞洲，這種空間規(guī)則都暢通無阻。殖民者還通過空間的建構規(guī)訓被統(tǒng)治者，強化帝國控制和帝國認同，從而有助于其利益的攫取以及經濟的全球化，這在近代早期的全球化過程和帝國時代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
在人類學等社會科學的影響下，在亨利·列菲弗爾、大衛(wèi)·哈維等學者的推動下，現在的城市史研究注重空間視角，著力于探討城市景觀生成和城市改造背后的政治和經濟要素，空間的生產機制成為城市史的研究目標。在全球化和全球史盛行的今天，對城市的研究也逐漸過渡到全球流動和交往方面，全球化空間成為當下的熱點。因此，我們考察城市也應當引入全球聯系和互動的視角，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國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的城市建設有秩序和權力的考量，帝國與其殖民地的等級關系也由此而建立。城市空間的變遷實際上體現了統(tǒng)治者的權力和控制，當歐洲的城市模式向全球擴張時，這種通過空間以加強統(tǒng)治的方式也被應用到了廣闊的殖民地，使世界各地的城市在全球化浪潮中趨于一致。此外，帝國也采取了因地制宜的策略，這體現在其全球性城市的空間特征中。這種微觀與宏觀并重的空間方法可以輔助我們考察早期全球化時代的帝國史以及現代世界城市體系形成的根源。
帝國的中衰
羅克魯瓦——西班牙帝國中衰之路（1626—1643年）
經濟崩潰
奧利瓦雷斯的時間并不夠用。他理解到西班牙需要改革，改革需要和平。然而，他仍然把“摧毀尼德蘭聯省共和國”列為首要之事，他認為荷蘭的財富就是反對哈布斯堡王朝統(tǒng)治的根源：荷蘭銀行家資助塞維利亞的東印度群島商人，世界上荷蘭的企業(yè)家和殖民地開拓者都在侵蝕著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霸權的基礎。
正當安布羅西奧·斯皮諾拉和西班牙軍集中進攻尼德蘭，戰(zhàn)爭似乎對西班牙有利。可是，卡斯蒂利亞王國的經濟卻在1627年崩潰。西班牙人一直在把其貨幣貶值，以至物價飛漲，正如數年前在奧地利一樣。直到1631年，卡斯蒂利亞部分地區(qū)透過實物交易來解決貨幣危機。這時，政府無法從農民階層抽取任何有意義的稅金，只好依賴從殖民地所得的收入。在德意志的西班牙軍隊更在該地“自負盈虧”。
戰(zhàn)爭頻繁
奧利瓦雷斯曾經支持某些稅制改革在戰(zhàn)后實行，但是因另一場令西班牙尷尬、在意大利發(fā)生的戰(zhàn)爭而被譴責。在二十年的停戰(zhàn)期間，荷蘭人重視發(fā)展其愈來愈強大的海軍，成功破壞西班牙的海上貿易，那西班牙在經濟崩潰后所全盤依賴的事業(yè)。
此時西班牙與尼德蘭在許多地方展開競爭，例如1629年，西班牙在尼德蘭占領臺灣南部之后不久也占領臺灣北部，不過16年后在又尼德蘭的攻擊下徹出。
西班牙的軍事資源完全投放在歐洲各處以至海上，用來保護海上貿易和防范荷蘭人的戰(zhàn)艦。帝國中葡萄牙的部分，其航運被襲擊，其貿易站和領土被攻擊，受害尤甚。
1628年的馬坦薩斯灣海戰(zhàn)，尼德蘭船長皮特·彼得松·海因（Piet Pieterszoon Hein）捕獲西班牙寶藏船。西班牙經濟嚴重衰退，尼德蘭的卻蒸蒸日上。西班牙發(fā)現她不能應付日益增長的海軍之威脅，不單是尼德蘭，還有法國和英格蘭。但這時候，他們在地中海仍然有強大的海軍實力，抵抗奧斯曼海軍和穆斯林海盜。
走向衰落
在戰(zhàn)爭初期，法國首相黎塞留曾經大力支持尼德蘭及清教徒反對西班牙及神圣羅馬帝國，并向他們提供資金及裝備，企圖遏止哈布斯堡在歐洲的擴張。然而，黎塞留認為布拉格和約的簽署會對法國的計劃有所不利，于是法國在條約簽署幾個月內向神圣羅馬帝國及西班牙宣戰(zhàn)。西法兩國交戰(zhàn)初期，較有經驗的西班牙軍曾取得成功：奧利瓦雷斯命令軍隊從尼德蘭突擊法國北部，希望藉此粉碎路易十三下屬的信心，并促使黎塞留下臺。在1636年的annéede Corbie，西班牙軍推進至法國科爾比（Corbie）的南部，并威脅首都巴黎的安全。對西班牙而言，戰(zhàn)爭即將結束。
但1636年以后，奧利瓦雷斯停止向前推進，恐怕令王室再次破產。他舉棋不定，并未借勢進攻，引起重大影響。西班牙軍隊以后都沒有如此深入敵陣。1639年，西班牙艦隊在唐斯之戰(zhàn)中被尼德蘭海軍擊敗。西班牙人方才發(fā)現他們在尼德蘭未能補給，亦沒有足夠的增援。1643年，在尼德蘭境內的羅克魯瓦戰(zhàn)役中，代表西班牙最強軍力和領導力的佛蘭德軍被波旁的路易二世的軍隊所突擊。這支由弗朗西斯科·德梅洛（Franciscode Melo）率領的軍隊遭遇潰敗，大部分士兵被法國騎兵或殺或擒。佛蘭德軍名譽毀于羅克魯瓦，而西班牙從此開始走向中衰。
?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下的帝國（1643—1713年）
傳統(tǒng)上，歷史學家認為1643年的羅克魯瓦戰(zhàn)役標志著西班牙在歐洲之霸權結束。可是，這場戰(zhàn)爭其實還沒完結。1640年代，法國煽動加泰羅尼亞人、那不勒斯人和葡萄牙人蜂起，反抗西班牙統(tǒng)治。而西班牙于1648年失去對尼德蘭的統(tǒng)治權后，便與荷蘭人議和，簽署威斯特法倫和約，承認尼德蘭聯省共和國的獨立。自此，西班牙與尼德蘭的八十年戰(zhàn)爭，及與歐洲各國進行的三十年戰(zhàn)爭正式告終。
可是，西班牙與法國的戰(zhàn)爭仍持續(xù)了十一年。雖然法國于1648至52年爆發(fā)了內戰(zhàn)，但西班牙的經濟情況已經困乏不堪，無法同時處理幾場戰(zhàn)爭。然而，在這時代間，西班牙之衰落常常被夸大。西班牙分別于1648年和1652年收服那不勒斯和加泰羅尼亞。但是，蒂雷納子爵帶領法軍在沙丘戰(zhàn)役擊敗了西班牙在尼德蘭的殘兵，結束這場戰(zhàn)爭。西班牙在1659年與法國簽訂比利牛斯和約，割讓出魯西永（Roussillon）、富瓦（Foix）、阿圖瓦（Artois）和大部份洛林（Lorraine）給法國。
1640年，布拉甘薩的若昂宣稱擁有葡萄牙王位繼承權，主導叛亂，得到葡萄牙人廣泛支持。西班牙既要平息其他叛亂，又與法國戰(zhàn)斗，未能及時作出反應。若昂登基為布拉甘薩王朝第一任君主，稱為若昂四世。從1644到57年，西葡兩個國家實際上和平共存。1657年，若昂逝世，西班牙企圖從葡萄牙新君阿方索六世手中奪回葡萄牙。可是，西班牙在1663年的阿梅希亞爾戰(zhàn)役和1665年的蒙蒂斯克拉魯斯戰(zhàn)役中連番被葡軍擊敗。最后，西班牙在1668年承認葡萄牙的獨立。
西班牙仍然擁有一個龐大的海外殖民帝國，但面對著歐洲霸主法國和大西洋的尼德蘭。
路易十四引起了權力轉移戰(zhàn)爭（1667至1668年），希望奪得西屬尼德蘭。卡洛斯二世和他的攝政團對此無能為力，不但使西班牙聲望大跌，更失去了里爾和沙勒羅瓦城市等領地。在大同盟戰(zhàn)爭，路易十四再次進犯西屬尼德蘭。盧森堡公爵率領法軍，在弗勒呂斯（1690年）大敗西班牙軍，隨后更擊破與西班牙同一陣線，由奧蘭耶的威廉三世所率領的尼德蘭軍。最后，戰(zhàn)事結束，法國占領了西屬尼德蘭大部分的領土，包括重要城市根特和盧森堡。此役向歐洲人揭示，西班牙的軍隊和官僚脆弱而落后，而其哈布斯堡政府卻置之不理。
波旁興衰
?西班牙波旁王室下的帝國（1713—1806年）
改革
根據烏得勒支和約（1713年4月11日簽署），歐洲列強決定了西班牙的命運，以保持歐洲實力均衡。西班牙新君腓力五世繼續(xù)保留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帝國，但割讓西屬尼德蘭、那不勒斯、米蘭及撒丁島給奧地利；西西里島及部分米蘭讓予薩伏依；梅諾卡島及直布羅陀則交予英國。故此，帝國開始減少干預歐洲領土（在1718至1720年的四國同盟戰(zhàn)爭，更暴露其弱點）。此外，西班牙更把西屬美洲販賣奴隸的專利權讓予英國三十年（所謂Asiento，意譯為協(xié)定），又讓其注冊船只航行到西班牙的殖民地。費爾南·布羅代爾認為這為合法運輸和走私打開大門。
波旁王朝統(tǒng)治之開始，讓它以中央集權為基礎，實行一切重商主義思想，在美洲緩慢實行，但在這世紀期間愈加快速。波旁王朝主要是希望破壞根深蒂固的美洲貴族階層社會“克里奧略”（Criollo；本土出生的歐洲裔殖民），并最終削弱耶穌會對領土的控制，也就是實際上獨立的神權瓜拉尼人（Guarani）的米西奧內斯。1767年，耶穌會被驅逐出西屬美洲。一些商人協(xié)會（Consulado）早已在墨西哥城和利馬確立，并由本土地主牢固控制。另一與之競爭的工會在韋拉克魯斯成立。
腓力的政府馬上成立海軍及印度群島部（1714年）、創(chuàng)立首間洪都拉斯公司（1714年）、一間加拉加斯公司（1728年）和唯一注定興盛的哈瓦那公司（1740年）。在1717至1718年，負責管理印度群島的印度群島議會（Consejode Indias）和印度群島貿易館（Casade Contratación）也管理笨重的寶藏船，從塞維利亞遷移到加的斯，使之處理所有印度群島的貿易（詳見商船制度）。私人的定期出航緩慢取代舊有的武裝護航船。但是到了1760年代，已經有郵船定時來回加的斯、哈瓦那和波多黎各，也有較疏落的航班前往拉普拉塔河，1776年該地新增一個總督。相對于有注冊航運，西班牙賴以為生的非法貿易減少（1735年航運注冊處成立）。
1780年，圖帕克·阿馬魯二世在秘魯發(fā)動起義。委內瑞拉的Comunidades發(fā)動叛亂。兩次事件同樣都是對于更嚴密、有效統(tǒng)治的反應，表現出西屬美洲局勢之不安，并顯示制度改革再度引起抵抗。
結果，西班牙在18世紀實際只是法國的附庸國，不能稱為超級強國。西班牙在美洲的龐大帝國與大國地位有相關。然而，即使考慮到弗洛里達布蘭卡伯爵的改革，都難以說她與奧地利和俄羅斯并列，更遑論法國或英國。西班牙未能奪回直布羅陀，但是在18世紀其海外帝國趨向繁榮，貿易在其改革下穩(wěn)步增長，尤其在后半世紀。英國海軍在七年戰(zhàn)爭（1756—1763年）取得重大勝利，使1740年代以來航運的快速增長受阻。之后，貿易再度復蘇，但是西班牙參與美國獨立戰(zhàn)爭（1779—1783年）期間，英國的攻勢再度阻礙貿易。不過，由于商船制度以外的貿易得到準許，故此帝國的船運貿易在1780年代再次增長，而且發(fā)展速度特別快。
復蘇
加的斯對美洲的貿易壟斷結束，使西班牙制造業(yè)復蘇。其中最顯著的是，加泰羅尼亞的紡織業(yè)在1780年代中時，已經顯示出工業(yè)化的最初現象。一小群活躍于政治的商家階級在巴塞羅那出現。這些工業(yè)的規(guī)模與蘭開夏郡的龐大工業(yè)比較，確實很細小，但它們快速發(fā)展，并將會在19世紀成為該行業(yè)在地中海的中心。這些細小、零散的地方現代工業(yè)的發(fā)展固然不能夸大，尤其考慮到位于北方的工業(yè)規(guī)模如此龐大，當中以英國為甚。但是，這些發(fā)展的確反證西班牙的經濟停滯。大部分經濟增長在沿海主要城市和大型島嶼發(fā)生，例如古巴的種植業(yè)發(fā)展，以至美洲貴金屬采礦業(yè)再度增長。在另一邊廂，西班牙郊區(qū)及其帝國大部分地區(qū)，有大量居民生活。很多人居住在偏遠社區(qū)，道路不濟，環(huán)境落后，更有人不愿妥協(xié)陳舊風俗。雖然新的農業(yè)技術推出，但被剝削的農民不感興趣，工人階級又沒有農地，故此生產量持續(xù)低下。政府推行的政策并不一致。縱使西班牙經濟在18世紀有改善，可是仍然落后。其重商主義的貿易安排，使其不能為其帝國提供足夠貨品和市場。
波旁王朝的制度改革在軍事方面取得成就。1734年，西班牙軍隊在波蘭王位繼承戰(zhàn)爭從奧地利輕易奪得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島。在詹金斯之耳戰(zhàn)爭（1739—1742年），西班牙阻止英國奪取戰(zhàn)略城市卡塔赫納和古巴。而且，雖然在七年戰(zhàn)爭（1756—1763年）之末，西班牙敗于英國大幅改良和強大的海陸部隊并失去一些領土，但是在美國獨立戰(zhàn)爭（1775—1783年）期間收復失地，并奪得英國的軍港巴哈馬。到加利福尼亞傳教的計劃在1769年開始。西班牙與英國簽署努特卡協(xié)議（1791年），將英國在俄勒岡地區(qū)劃歸不列顛哥倫比亞。1791年，西班牙國王下令亞歷山德羅·馬拉斯皮納尋找西北水道。
西班牙帝國仍未恢復其一等強國的地位，不過相對于18世紀初，命運完全被其他強國的政治交易控制時，國力已經大幅提升。新君統(tǒng)治之下，西班牙能夠重建并開始為其制度和經濟展開長期的現代化道路。17世紀時的人口倒退業(yè)已扭轉。西班牙居于列強的中游，其強國地位的聲稱不容忽視。可是，時移勢易，殖民地的貿易與財富增長，與西班牙本土的貿易也見改善，卻仍受限制，引起不滿，使政治更緊張。馬拉斯皮納提議西班牙帝國改為實行聯邦制，以改善統(tǒng)治和貿易，并解決帝國邊緣的精英與中央之間在政治的緊張局勢。然而，王朝害怕權力旁落，拒絕改革。在世紀之交，法國大革命戰(zhàn)爭和拿破侖戰(zhàn)爭帶來的戰(zhàn)亂降臨歐洲，掃除一切。
人口
1790年西班牙帝國人口統(tǒng)計；
西班牙本土（歐洲）；12122636人
新西班牙總督區(qū)（美洲）；17218596人
直布羅陀（歐洲）；85569人
佛蘭德(歐洲)；2070712人
倫巴底，米蘭（歐洲）；2065724人
那不勒斯（歐洲）；5347551人
撒丁島（歐洲）；318520人
古巴總督區(qū)（加勒比）；152170人
佛羅里達（北美）；32280人
菲律賓（亞洲）；7500000人
總計：47266243人
帝國的暮年
?西班牙殖民帝國的暮年（1808—1898年）
西班牙與敵對國家持續(xù)斗爭，引起領土、貿易和宗教沖突，都使得西班牙國力在17世紀中葉開始下滑。在地中海，她與奧斯曼帝國戰(zhàn)事頻繁；在歐洲大陸，法國逐漸變得強大；在海外，西班牙首先與葡萄牙競爭，后來的對手還包括英格蘭和荷蘭。而且，英、法、荷三國支持海上搶劫、西班牙在其領土過度動用軍力、政府貪污漸趨嚴重以及軍費導致經濟停滯，最終導致帝國的衰落。1713年的烏得勒支和約使西班牙失去在意大利和低地國家的剩余領土，結束了其歐陸帝國的歷史。西班牙以后的情況轉好，可是在歐洲政治一直只是二流國家。
然而，西班牙一直維持并擴張其殖民帝國。而到了19世紀，半島戰(zhàn)爭的沖擊引起南美獨立戰(zhàn)爭，導致諸國宣布獨立（1808年—1833年）。隨后發(fā)生的革命使西班牙喪失在加勒比海附近的殖民地。西班牙帝國在加勒比海（西屬古巴和西屬波多黎各）、亞洲（西屬菲律賓）和大洋洲（西屬關島、西屬密克羅尼西亞、西屬帕勞及西屬北馬里亞納群島）都保留相當多領土，直到1898年的美西戰(zhàn)爭。西班牙瓜分非洲所得甚少，包括西屬摩洛哥、西屬幾內亞和西屬撒哈拉，分別直到1956年、1968年和1975年。今日西班牙位于北非沿岸的主權地（Plazadesoberanía），是其昔日殖民地的殘余。
西班牙本應能夠恢復其帝國的余暉，但拿破侖在法國的崛起卻令它的愿望落空。
西班牙在19世紀第一次失去的主要海外領地，就是遼闊的路易斯安那領地。它一直向北方延伸至加拿大，是在1763年由法國割讓而得來的。1800年，法國皇帝拿破侖按照秘密簽訂的圣伊爾德豐索第三條約奪回其統(tǒng)治權，并把它賣給美國（1803年路易斯安那購地）。
而在1805年的特拉法加海戰(zhàn)中，西班牙主力艦隊被法軍下令擊毀，降低西班牙防御和維護其帝國的能力。另外，拿破侖大軍在1808年入侵西班牙，有效切斷西班牙與其帝國之連系。但其實，結束其美洲的是內部紛爭。
拿破侖于1803年將路易斯安那領地賣給美國，引起美國和西班牙的邊界之爭。美國政府認為西班牙的西佛羅里達也在購地范圍內，并要求西班牙交還土地。西班牙為此表示抗議，認為路易斯安那購地的范圍只涉及新奧爾良一帶，反對美國的要求。1810年，西佛羅里達和密西西比河河口的路易斯安那剩余土地發(fā)生叛亂，美國趁機向東擴張領土，逼使西班牙就范。最后，兩國在1819年簽署亞當斯—奧尼斯條約，西班牙將兩地割讓予美國，并賣佛羅里達全境給對方。
1808年，西班牙國王被騙，讓其國家不放一槍而被拿破侖吞并。但殘暴的法軍激起西班牙人的起義，持續(xù)發(fā)起游擊戰(zhàn)（戈雅的名著描繪了戰(zhàn)爭場面）。拿破侖把這場半島戰(zhàn)爭戲稱為他的“潰瘍”。后來，西班牙出現權力真空近十年，動蕩持續(xù)數十年，又因繼位問題引起內戰(zhàn)，后來共和國誕生，以至最后發(fā)展出自由民主。在首三份一的19世紀，西班牙失去很多殖民地，只剩下古巴、波多黎各，以及偏遠地區(qū)的諸如菲律賓、關島及鄰近的太平洋島嶼，還有西屬撒哈拉、摩洛哥部份地區(qū)和西屬幾內亞。
拉丁美洲獨立戰(zhàn)爭就是英國一次入侵西班牙殖民地失敗而引發(fā)的。此事發(fā)生在1806年的拉普拉塔河總督。該殖民地的守軍被一支小型英軍擊敗，總督倉皇撒退到山上。1807年，“克里奧略”民兵和殖民地軍隊徹底擊退了這支增援過的英軍后，他們不斷想起北美洲所發(fā)生的革命，于是馬上想到爭取獨立，并且鼓勵其他美洲地區(qū)仿效。此后，拉丁美洲發(fā)生長期戰(zhàn)爭，致使巴拉圭（1811年）和烏拉圭（1815年）獨立。但烏拉圭之后被巴西統(tǒng)治，直到1828年。在南方，何塞·德·圣馬丁參與戰(zhàn)爭，為阿根廷（1816年）、智利（1818年）和秘魯（1821年）爭取自由；在北方，西蒙·玻利瓦爾和安東尼奧·何塞·蘇克雷領導軍隊，最終在1825年成功讓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包括今天的巴拿馬，直至1903年）、厄瓜多爾和玻利維亞六國取得獨立。此外，相信自由思想的神父米格爾·伊達爾戈—科斯蒂利亞在1810年掀開了墨西哥獨立運動的序幕，并在1821年成功。中美洲在1821年宣布獨立，曾一度與墨西哥合并（1822至23年）。圣多明哥也同樣在1821年宣布獨立，并且開始商討加入玻利瓦爾的大哥倫比亞，但是很快被海地據，直到1844年一場革命發(fā)生為止。自此，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只剩下古巴和波多黎各。
非洲殖民地
（1898—1975年）
幾內亞
1778年，葡萄牙為了獲得南美洲一些領地，簽署埃爾帕多條約，割讓費爾南多波島（今比奧科島）及毗連的小島予西班牙，又將尼日爾河和奧果韋河之間大陸的商業(yè)權利轉讓給對方。在19世紀，一些西班牙探險者和傳教士經過此地區(qū)，包括曼努埃爾·德伊拉迭爾。
1859年，西班牙與摩洛哥在得土安戰(zhàn)斗，后者戰(zhàn)敗。雙方在翌年簽署丹吉爾條約，摩洛哥割讓西迪伊夫尼予西班牙。在往后幾十年，西班牙與法國的合作，得以在這城市的南部建立和擴張保護領地。在1884年的柏林會議，西班牙之影響力得到國際承認：她得以同時管理西迪伊夫尼及西撒哈拉兩地。西班牙也宣稱從博哈多爾角到努瓦迪布半島（法語：Cap Blanc）的沿岸地區(qū)為其保護領地。而木尼河區(qū)（位于今赤道幾內亞境內）更分別在1885及1900年成為西班牙保護國及殖民地。1900年的巴黎條約解決了歐洲各國對幾內亞大陸的爭議。而1893年一場短暫戰(zhàn)爭更令西班牙得以擴張其在梅利利亞南部的勢力。
1911年，摩洛哥遭到法國及西班牙的瓜分。曾為西班牙政府擔任官員的阿卜杜勒·卡里姆，領導里夫的柏柏爾人作亂。在1921年的安瓦勒戰(zhàn)役，摩洛哥的叛亂分子更令西班牙軍隊遭到突然、嚴重而幾乎致命的挫敗。一名西班牙主要政治人物斷然宣布：“我們正處于西班牙最嚴重的衰敗時期”。此話反映國內氣氛。叛亂顯示出軍隊嚴重腐敗和衰弱，使西班牙政府陷于不穩(wěn)，引致獨裁政府成立。1925年，西班牙與法國合力鎮(zhèn)壓里夫的叛亂勢力，但是兩者都付出很大代價。1923年，丹吉爾被宣布為一個由法國、英國及西班牙（后來意大利更參與其中）共同托管的國際城市。曾參與摩洛哥戰(zhàn)役的老手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發(fā)動西班牙內戰(zhàn)（1936至1939年），并成功奪權。1926至59年，比奧科島及木尼河區(qū)合并為西屬幾內亞。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間，佛朗哥統(tǒng)治下的西班牙從維希政權奪取丹吉爾。
在20世紀上半葉，西班牙缺乏財富和興趣來發(fā)展其非洲殖民地的經濟基礎。但是，西班牙采取了家長主義制度，尤其在比奧科島。政府在該處開墾一個專門種植可可的農園，更引進尼日利亞人作為傭工。而且，西班牙更令赤道幾內亞擁有全洲最高識字率，并發(fā)展良好的醫(yī)療設施網絡。
1956年，法屬摩洛哥獨立，西班牙交出西屬摩洛哥予這個新國家，但保留其在西迪伊夫尼、塔爾法亞及西屬撒哈拉（今西撒哈拉）的控制權。摩洛哥蘇丹（后來成為國王）穆罕默德五世覬覦這些土地，便在1957年入侵西屬撒哈拉（伊夫尼戰(zhàn)爭；西班牙語稱為“被遺忘的戰(zhàn)爭”La Guerra Olvidada）。1958年，西班牙把塔爾法亞割予摩洛哥，更把原本獨立區(qū)域薩吉亞阿姆拉（在北方）和里奧—德奧羅（在南方）合并為西屬撒哈拉。
1959年，西班牙在幾內亞灣一帶的轄區(qū)改組，使其地位類同西班牙本土的省份，并設立總督，授之以軍事及政府權力。此外，西班牙政府更在這些殖民地推行民主政治制度，如赤道幾內亞第一次地方選舉在1959年進行，當地代表更首次在西班牙議會中占有席位。根據1963年12月的基本法，一個聯合立法制度賦予當地兩個省份有限度自治權。該地名稱改為赤道幾內亞。
1968年3月，聯合國及赤道幾內亞的民族主義者施加壓力，使西班牙宣布讓赤道幾內亞獨立。赤道幾內亞在該年取得獨立時，是非洲人均收入最高的國家。1969年，西班牙再一次受到國際壓力，將西迪伊夫尼交還予摩洛哥。1975年，綠色進軍促使西班牙撤出西屬撒哈拉。現時，西撒哈拉的未來仍然難以預料。
加那利群島和北非沿海的西班牙城市，被認為是西班牙以至歐盟的領土，不過稅制不同，并沒有增值稅。
西班牙語世界
西班牙語分布
參考資料
[1]
“歐洲霸主”西班牙帝國是如何衰落的_文化_騰訊網 · 騰訊網[引用日期2021-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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