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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 外文名 | Freeman Dyson |
| 出生日期 | 1924年 |
| 國籍 | 英國 |
| 性別 | 男 |
| 出生地 | 英國 |
| 中文名 | 戴森 |
職業(yè)信息
| 所屬行業(yè) | 教育 |
收起
生平
戴森[普林斯頓高等研究物理學教授]
主要作品介紹
《全方位的無限：生命為何如此復雜》
戴森教授是科學界的通人，他以高超的智能和過人的勇氣，跨越科學的門檻，思索宇宙與人類心智的緊密關聯(lián)。全書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生命為什么如此復雜”，作者在書中探索生命的多樣和一致、復雜和單純，一步步帶領讀者開啟生命起源的奧秘，進而推想人類的終極未來。第二部“核子冬天到又見蝴蝶”，檢討在科技高度發(fā)展的現(xiàn)代，人類道德倫理的困境，從軍力平衡、核武發(fā)展、星球大戰(zhàn)計劃，談到國際政治更涉及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命運。戴森教授以如同觀察蝴蝶自蛹之生、以致翩然起舞的精彩歷程，將諸多觀點形諸筆墨，叫人大為嘆服。
《想象的未來》
一九七九年，戴森在《宇宙波瀾》中，透過個人傳記的手法，表達自己對人類處境的關懷；一九八八年，戴森在《全方位的無限》中，探討多樣的生命，并進一步深思人類、科技與道德之間的互動。在這本書中作者以他貫有的流暢思緒、優(yōu)美文筆，旁征博引并充滿想象力地預期人類的未來。本書透過文學以及科幻小說的色彩，戴森點出明日科學的命運，預測未來科技的邪惡與美好，以十年、百年、千年、甚至是無限長的時光為尺子，衡量人類的演化歷程。同時，他呼吁科技必須與道德齊頭并進。戴森想象中的未來，就像搭乘時光機器漫游無垠的宇宙，展現(xiàn)在人類面前的是絢麗多彩的世界。
戴森（James Dyson，1947-）
主要貢獻
《宇宙波瀾》段落
宇宙波瀾01
FJ.戴森Freeeman J.Dyson
上海市黃浦區(qū)教育信息中心
1
作者序二帶來無限靈感雷 頓
在長達 7 年的時間里，我跟費曼經常一起打鼓，共度許多美好時光，本書所搜集的故事，就是這樣斷斷續(xù)續(xù)地從費曼口中聽來的。
我覺得這些故事都各有奇趣，合起來的整體效果卻很驚人：在一個人的一生中居然會發(fā)生這么多神奇瘋狂的妙事，簡直有點令人難以置信，而這么多純真、頑皮的惡作劇全都由同一人引發(fā)，實在令人莞爾、深思，也給我們帶來無限啟發(fā)和靈感！
（作者為本書共同著作人）
2
作者序一費曼自述
我想簡單地提一下我的過去。 1918 年我在法洛克衛(wèi)出生，那是紐約州靠近海邊的一個小鎮(zhèn)，在那里度過了 17 年。1935 年進麻省理工學院；4 年后，大約是 1939 年間到普林斯頓念研究所。還在普林斯頓時我就加入曼哈頓計劃，后來在 1943 年 4 月到羅沙拉摩斯，直到 1946 年的 10（或 11）月，到康奈爾大學任教。
1941 年我跟阿琳結婚，她于 1945 年我還在羅沙拉摩斯工作期間，因肺病逝世。
我在康奈爾待到 1951 年，1949 年夏天曾經前往巴西訪問，1951 年再在那里教學半年，然后轉往加州理工學院任教至今。
1951 年底我到日本訪問兩周。過了一兩年，當我剛和第二任妻子瑪麗露結婚后，曾再度造訪日本。
目前我的妻子是溫妮絲，她是英國人。我們有兩個小孩，即卡爾和米雪。
——理查德。費曼注：費曼于 1988 年 2 月 15 日病逝。
3
序天才中的小飛俠牟中原
費曼是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物理系教授，任教約 40 年。30 年代在普林斯頓大學畢業(yè)后，隨即被征召加入制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費曼生性好奇，在嚴密的保安系統(tǒng)監(jiān)控之下，他以破解安全鎖自娛。取得機密資料以后，留下字條告誡政府小心安全。
費曼被戴森（《全方位的無限》及《宇宙波瀾》的作者）評為本世紀最聰明的科學家，他的一生多采多姿，從也沒閑著。他在理論物理上有巨大的貢獻，以量子電動力學上的開拓性理論獲諾貝爾物理獎，在物理界有傳奇性的聲譽。
但他的軼事也傳頌一時。他愛坐在上空酒吧內做科學研究，當那酒吧被控妨礙風化而遭到取締時，他上法庭辯護。他的桑巴鼓造詣很高，巴西嘉年華會需要領隊貴賓，本來預定的大明星珍娜露露布麗姬妲缺席，臨時由費曼先生取代，他引以為豪。他一向特立獨行，以不負責任聞名。領了諾貝爾獎之后，同事維斯可夫（Weisskopf，歐洲高能物理中心主任）和他打賭 10 元，在 10 年之內費曼先生會坐上某一領導位置。費曼在 1976 年拿到 10 元。事實上，費曼幾乎從不參與加州理工學院系內如經費、升級、設備等任何行政工作。別人可能認為他自私。但對他，這是他保衛(wèi)自己創(chuàng)造自由的方式。他甚至連續(xù) 5 年努力辭去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的榮譽位置，因為選舉其他院士的責任頗困擾他。晚年，他卻應美國政府之邀，參與調查“挑戰(zhàn)者號航天飛機爆炸事件”，在全國電視上，當場做實驗證明爆炸起因出在橡皮環(huán)上。
多年來，費曼經常和同事的兒子拉夫。雷頓一起玩鼓。玩鼓時，費曼就聊他的故事。后來雷頓開始錄音，他叫費曼“Chief”，一再鼓勵他說下去。
經他整理后成為這本妙書。費曼不認為這是一本自傳，但他親自參與，連書名也是他堅持的。書中的對話方式，完全保留了他的風格、他的自我形象。
有關費曼的書，有好幾本，都頗為精采可觀，然而，在這些書中，《別鬧了，費曼先生》仍最能傳達費曼的性格。他最有趣的智慧游戲多半出現(xiàn)在本書里。物理學家拉比曾說：“物理學家是人類中的小飛俠，他們從不長大，永保赤子之心。”理查德。費曼永不停止的創(chuàng)造力、好奇心是天才中的小飛俠。
本書就是費曼一生各種奇異的故事，絕沒有任何說教，也沒什么深奧難懂的物理學，有的是費曼各種笑鬧軼事后面，透露出天才的一些天機。
4
別鬧了，費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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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小頑童的成長
他單靠想便把收音機修好
燈座是自制的。我跑到“五分一毛”平價商店買了一些插座，釘在一塊木板上，再用電線把它們連接起來。我早就曉得靠著并聯(lián)或串聯(lián)等不同連接方式，你可以讓每個燈泡分到不同的電壓。但當時我不知道的是，燈泡的電阻跟它的溫度有關，因此我的計算結果與實際在燈座上看到的現(xiàn)象大有分別。但那也無所謂，因為當燈泡全部串聯(lián)在一起時，它們會慢慢地亮起來，那種情形美極了！我在線路中安裝了一個保險絲，以備如果有什么東西短路，頂多把保險絲燒斷。我的保險絲很“克難”，只不過是在一個燒斷的舊保險絲上，用錫箔紙把斷處包接起來。我又在這個自制的保險絲上外接了一個五瓦的小燈泡，當保險絲燒斷時，原來的電流就轉移到小燈泡上，把它點亮。
我把小燈泡裝在電鍵板上，在它前面放了一張咖啡色的糖果包裝紙，當背后有亮光時，包裝紙看起來是紅色的。因此如果出了什么狀況，我只消看看電鍵板，便會看到一大團紅光，表示保險絲燒斷了。對我而言，那真是妙趣無窮！
我很喜歡收音機。最初我買了一臺晶體收音機，經常在晚上帶著耳機躺在床上，邊睡邊聽。偶爾爸媽因事外出，深夜才回來時，都會跑到我的房間，替我把耳機拿下來，擔心我究竟聽進些什么東西。大約在那時候，我造了一個防盜鈴。其實它的結構很簡單：我只不過用電線把一只電鈴和蓄電池接起來而已。如果有人把我的房門推開，房門會把電線開關推到蓄電池上，把線路接上，電鈴便響起來。
一天夜里，爸媽很晚才回家。為了怕吵醒我，他們很小心翼翼、輕輕地打開我的房門，想走進來替我把耳機拿下。突然之間鈴聲大作，而我則高興得從床上跳起來大叫：“成功了！成功了！”
有一天，我又在玩那福特線圈，利用它發(fā)出來的火花在一張紙上打洞，卻把紙張燒著了。我沒法拿住它，因為手指也快燒著了，我趕緊把它扔到一只金屬垃圾筒里。垃圾筒中有很多舊報紙，而舊報紙燒得最快了，在小小的房間內火勢看來相當驚人。我趕忙把房門關上，免得母親——當時她正在客廳跟朋友玩橋牌——發(fā)現(xiàn)我的臥室失火。然后隨手拿了一本雜志壓在垃圾筒上，把火悶熄。等火熄滅后，我把雜志拿開，可是這時房間內都是濃煙。垃圾筒還是太燙手了，于是我用鉗子挾著它，走到房間另一頭放到窗外，讓煙消散。
沒想到，窗外的風一吹，舊報紙卻死灰復燃起來！我只好把垃圾筒再拿回來，跑去拿用來蓋垃圾筒的那本雜志。這樣做十分危險，因為窗戶兩旁都有窗簾。
6
總之，最后我拿到雜志，再次把火悶熄。這一次，我隨身帶著那本雜志，把垃圾筒內紅光閃閃的灰燼倒到樓下的街道上；然后走出房間，把門關上，告訴母親：“我要出去玩了。”讓房間里的煙慢慢散去。
收音機和孩子王我用電動馬達做過一些小玩意。有一次我買了一只光電池，并且為它設計了一個線路。把手放在光電池前面時，這個系統(tǒng)能夠使電鈴響起來。可是我總覺得意猶未盡，因為母親經常打斷我，要我出去玩。不過我還是想辦法待在家里，在實驗室內搬東弄西。
我經常在慈善園游會上買一些收音機。我沒有多少錢，好在它們也不貴；這通常都是人家捐出來的破舊收音機，我買來之后，就設法把它們修好。而收音機的損壞原因也往往很簡單，像電線沒接好、某個線圈損毀了或沒有繞牢等，因此有些一修就靈。有一個晚上，我在其中一部修好的收音機上，居然收到遠在德州瓦哥市（Waco）的 WACO 電臺播音。那一刻，真是有說不出的興奮！
同樣的，利用這臺電子管收音機，我可以在實驗室內收聽到商納塔迪市（Schenectady） WGN 電臺的廣播。那時候，我們這幫孩子——包括我的妹妹、兩個堂兄弟，以及鄰居小孩等——常常圍繞在我們家樓下的收音機旁，收聽紐約一個電臺的“以羅罪案俱樂部”廣播節(jié)目（很明顯，節(jié)目的贊助廠商是“以羅果子鹽”），這是我們生活中的頭等大事！而我發(fā)現(xiàn)，我可以在紐約臺播出這個節(jié)目之前一個小時，躲在實驗室里從 WGN 頻道上聽到同樣的節(jié)目！因此，我可以預先知道劇情發(fā)展，然后當我們聚在樓下的收音機旁，一起聽“以羅罪案俱樂部”時，我會說：“你們有沒有注意到，某某已經很久沒有出現(xiàn)了，我猜他等一下就會趕來解圍。”
果然才過兩秒鐘，他就來了！大家為此興奮得不得了。
之后，我又猜中了其他一些劇情細節(jié)。這時他們才開始懷疑其中一定有什么蹊蹺，我只好從實招供，說一小時之前便在樓上全聽過了。
你當然猜到結果如何：他們再也沒耐心等到慣常的廣播時間了；他們迫不及待，全都擠在我那實驗室內，靠那嘰嘎亂叫的小收音機收聽 WGN 的“以羅罪案俱樂部”。
費曼廣播電臺那時候我們住著一幢很大的木頭房子，是祖父留下來給我們的。我在屋子周圍裝上電線，每個房間內也裝了插座，那樣一來，我隨時隨地都可以聽到放在樓上實驗室內的收音機。我還有一只揚聲器——但不是完整的，它缺了牛角式的喇叭部分。
有一天，我把耳機接到揚聲器上，觀察到一些新現(xiàn)象：當我用手指碰揚聲器時，從耳機可以聽見碰觸的聲音；用手抓它，在耳機里也聽得見。因此，我發(fā)現(xiàn)揚聲器可以當作麥克風使用，甚至連電池也不需要。那時候，剛巧學校講堂上講到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的故事，我就表演揚聲器接上耳機的功能；當時我并不知道，但現(xiàn)在回想，那就是貝爾最初使用的那種電話了。
有了這只麥克風，再加上我從舊收音機上拆下來的擴音器，我可以從樓上到樓下，從樓下到樓上，雙向播音。那時候，比我小 9 歲的妹妹瓊安才兩三歲大，而她很喜歡收音機上一個唐叔叔播音的節(jié)目。節(jié)目中會唱一些像“好孩子”之類的兒歌，有時又會朗讀某些小孩父母寄來的卡片，例如：“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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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是住在弗萊布希路的瑪麗的生日。“
有一回，我和表弟弗朗西斯叫瓊安坐下，告訴她有個非聽不可的特別節(jié)目。然后我們飛奔到樓上，開始廣播：“我是唐叔叔。我們聽說，住在新百老匯大街上的瓊安是個很好很乖的小女孩；她的生日快到了——不是今日，而是某月某日。她是個很可愛的小女孩。”我們唱了一首歌，接著“奏”了些音樂：“嘀嘟哩嘀，嘟嘟落嘟……”演完了唐叔叔的全套節(jié)目后，跑到樓下問瓊安：“怎么樣？喜歡這節(jié)目嗎？”
“節(jié)目很好，”她說，“可是你們的音樂為什么也是唱的呢？”
小小修理工一天，我接到一個電話：“先生，你就是理查德。費曼嗎？”
“是。”
“我們這里是一家旅館。我們的收音機壞了，聽說你可以幫得上忙。”
“但我只是個小孩子，”我說，“我不明白怎樣……”
“對，我們知道，但我們還是希望你能跑一趟。”
事實上，那家旅館是我姨媽開的，不過事前我并不知道。一直到了今天，他們還津津樂道，說那一天我跑到旅館時，褲子后頭口袋里塞了一把大螺絲起子。不過，那時候我個子很小，任何螺絲起子在我口袋里看起來都顯得特別大。
我跑去看那臺收音機，試著把它修好。說實在，我對它不太了解，不過旅館里有一名雜工，記不清是他還是我，發(fā)現(xiàn)控制音量的可變電阻器上的旋鈕松掉了，使得可變電阻器的轉軸沒法轉動。他跑去把什么銼了幾下，把旋鈕固定，就把收音機修好了。
我被請去修理的下一臺收音機，連一點聲音也沒有，原因卻很簡單：它的插頭沒有插。而隨著修理任務愈趨復雜，我的手藝也愈來愈高超，花招也更多了。我在紐約買了個毫安培表，經過計算后，替它接上不同長度的細銅線，把毫安培表改裝成伏特表。它并不怎么準確，但至少我能夠量出線路上各接點間的大約電壓值，從而曉得問題出在哪里。
其實他們之所以會請我去修理收音機，主要是因為碰上經濟大衰退，大家都窮得要命，沒有余錢花在修理收音機上。當他們聽說有這么一個小孩能修收音機，收費又便宜，當然是趨之若鶩。結果我經常要做些奇奇怪怪的工作，像爬上屋頂校正天線等；工作愈來愈困難，但我學的也愈來愈多了。我曾接過一件工作，是要將使用直流電的收音機改裝為用交流電的，其中最困難的是不讓它發(fā)出“嗡嗡”的聲音，而我用的方法不大對。回想起來，那次我不應該接下那件工作的，不過那時我有點不知輕重。
我在想！我在想！
另外一次也很有意思。當時我在一家印刷廠上班，印刷廠老板的朋友聽說我在替人修收音機，便派人來印刷廠找我。這個人看來很窮，他的車子破爛不堪，簡直是一堆 廢鐵，而他們的屋子也坐落在城中最貧窮的地區(qū)。半路上我問：“你們的收音機出了什么毛病？”
他說：“每次我扭開開關時，它都會發(fā)出一些聲音。雖然過一陣子聲音就停止，一切正常，可是我不喜歡剛開始時的聲響。”
我跟自己說：“算了吧！如果你沒錢，就活該忍受一點點聲音！”
一路上他不停地說：“你懂收音機嗎？你怎么可能會弄收音機？你只是個小孩子罷了！”他就這樣不停嘴地損我，而我腦袋中一直在想：“他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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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毛病了？只不過是一點點聲音罷咧！“
可是，等我們到他家，把收音機打開時，我真的嚇了一跳。一點點聲音？
天哪！難怪這個可憐的窮光蛋也受不了！這部收音機先是大吼大叫，不停顫動，“轟——蹦蹦蹦”地吵翻天，然后，安靜下來，運作正常。我想：“怎么可能發(fā)生這種事？”
我開始來回踱步，不停地想、想、想，終于領悟到可能是收音機內各個真空管啟動的次序顛倒錯亂掉了——換句話說，它的擴音部分不依規(guī)矩地暖身完畢，真空管也都待命工作，但這時收音機卻還沒有給它任何訊號；又或者由于其他線路訊號回輸，甚至收音機的前段線路——我說的是跟射頻（RF，radio frequency）有關的部分——出了問題，才會發(fā)出這許多聲響。而最后當射頻線路全熱起來，真空管電壓已調適好，一切便回復正常。
那家伙不耐煩了，對我說：“你在干什么呀？我請你來修理收音機，但你只在這里走來走去！”我說：“我在想！我在想！”然后決定：“好！把所有真空管拔下來，依相反的順序放回去。”事實上，在那個時期的收音機內，不同部分的線路上往往還是用同一型號的真空管，印象中是編號 212 或212A 的那一種。總之我將真空管的次序顛倒過來，再把收音機打開。它果然靜得像只綿羊一樣，線路乖乖地熱起來，然后開始廣播節(jié)目，很完美，沒有任何雜音。
如果有人曾經這樣瞧不起你，但你立刻展現(xiàn)實力，通常他們的態(tài)度會來個 180 度的轉變，有點補償的意味。這位仁兄便是如此。后來，他還介紹我接其他工作，不斷告訴其他人我是多偉大的天才，說：“他單靠想便把收音機修好了！”他從沒想過，一個小孩子居然有能耐靜下來想，然后就想出將收音機修好的方法。
死不服輸那年頭的收音機比較好對付，因為只要你把它拆開來之后（最大困難反而是確認該動哪一顆螺絲釘），便可看出來這是電阻，那是個電容器等等，它們甚至都貼上標簽。假如你看到電容器上的蠟已開始滴出來，那么它一定是太熱，大概已燒壞了；同樣，如果某個電阻上有焦碳出現(xiàn)，它也一定出了問題；又或者，如果你看不出什么名堂來，你可以用伏特表測量線路上的接點，看看是否都有電壓。基本上那些收音機結構都很簡單，線路并不復雜。
真空管的柵電壓通常都是 1。5 或 2 伏特，而屏極電壓都是 100 到 200 伏特不等，因此對我來說，要弄清楚那些收音機的線路，看看哪里不對，把它們修好，并不算是多難的事。
不過有些時候還真蠻費時間的。記得有一次我花了足足一個下午，才找到罪魁禍首：一只看來毫無異狀、實際上卻已燒斷的電阻。那次請我修收音機的剛好是母親的朋友，因此我可以從容不迫地弄，沒有人站在我背后說：“你現(xiàn)在在干什么了？”相反的，他們會跑來問我：“想不想喝點牛奶或吃塊蛋糕？”不過，我后來之所以能修好那臺收音機，是因為我毅力十足。從小，只要一開始研究某個謎題，我便停不下來，非要把它解開不可。如果當時我母親的朋友跟我說：“算了，這太費事了！”我一定大為光火，因為我非要擊敗這臺鬼收音機不可。反正這么多工夫都花了，絕不能半途而廢，我必須堅持到底，直到找出它的問題才能罷休！
猜謎高手面對謎題時，我有一股不服輸的死勁。這是為什么后來我會想把瑪雅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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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文字翻譯成現(xiàn)代文字或者是碰到保險箱就想辦法打開它。記得在高中時，每天早上總有人拿些幾何或高等數學的題目來考我，而我是不解開那些謎題便不罷休。通常我都要花上一二十分鐘才找出答案；然后在同一天內其他人也會問我同樣的問題，那時我卻可以不假思索便告訴他們答案。因此我在替第一個人解題時花掉 20 分鐘，可是同時卻有 5 個人以為我是超級天才！
慢慢名頭愈來愈響。高中念完時，恐怕古往今來的每個謎我都碰過了，總之凡是由人類想出來的任何瘋狂古怪謎題我都曉得。后來到麻省理工念大學時，有次參加舞會，一個大四學長帶著女朋友同來，碰巧她也知道很多謎題，而他告訴那個女孩我很會猜謎，因此她便跑過來對我說：“他們說你很厲害，讓我來考考你：有一個人要砍八段木頭……”我馬上說：“首先他把單號的木頭劈為三塊。”我早已碰過這道題目了，她只好夾著尾巴走開。
不久她回來問我另一個難題，也難不倒我。這樣一來一往好幾次，舞會快結束時她又跑過來，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說：“有一對母女在旅行……”
我接著說：“那個女兒得了黑死病。”她氣死了！她才剛開始說題目呢！事實上，原來的謎題長得很，大意是說某個母親帶著女兒住進旅館，各住一個房間，第二天女兒卻失蹤了，她問：“我的女兒呢？”旅館經理說：“什么女兒？”登記冊上也只有那位母親的名字，故事一直講下去，變成一件大懸案。而答案是：那位女兒得了黑死病，店方害怕因此被停業(yè)，便偷偷把尸體搬走，房間清理干凈，一切不留痕跡。故事很長，但由于之前我已聽過，因此當那個女孩子開始說：“有一對母女在旅行”時，雖然我只聽過類似的題目，我還是大膽地猜出答案，而且猜對了。
中學時代還有一個叫做“代數隊”的團體，隊上有 5 名學生，經常跟別的學校比賽。比賽方式是大家一字排開，坐在兩排椅子上，主持比賽的老師抽出裝著題目的信封，信封上面寫著“45 秒”等等。她打開信封，把題目抄到黑板上，說：“開始！”因此實際上我們可以用來解題的時間多過 45 秒，因為她一邊寫你便可以一邊想答案了。比賽規(guī)則是：每個人面前都有紙和筆，你怎么寫都可以，重要的是答案。假如答案是“6 本書”，那么你要在紙上寫上“6”，把它圈起來。只要圓圈內寫的是正確的，你便贏了。
可以肯定的是，那些題目都不是用傳統(tǒng)套公式的方法便可以解出答案的，你不能“設 A 為紅色書本數、B 為藍色書本數”，套人公式，解、解、解，直到你得到“6 本書”這個答案。那樣做至少要 50 秒，因為出題目的人早就試算過，再把時限縮短那么一點點。你必須想：“可不可能單用‘看’便找到答案？”有些時候真的一眼便看出來答案是多少，有時卻必須發(fā)明一些新方法，然后拚命計算，找出答案。這是絕佳的訓練，我也愈來愈精于此道，最后還當上隊長。學會如何快速解代數，對我往后念大學時甚有助益。
自創(chuàng)數學符號那時我還試過自己編題目和定理。比方說，當我在計算一些式子的時候，我會想這些式子在實際情況下可否派上用場。例如我編過一堆跟直角三角形有關的題目，但我的題目不像傳統(tǒng)那樣已知兩邊求第三邊，我給的已知條件是兩邊之差。典型的實際例子是：這里有根旗桿，從桿頂垂下一根比旗桿長3 英尺的繩子。把繩子拉直時，它的末端距離桿底 5 英尺。我的問題是：旗桿究竟有多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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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究出一些方程式，用以解答這類題目。而在這過程中，我發(fā)現(xiàn)了三角數學上的某些關系，像 sin2+con2=1 之類。事實上在這之前數年，當我還只有十一二歲時，便曾經從圖書館借過一本關于三角的書來讀，不過那本書早就還回去，不在手邊了，依稀只記得三角談的凈是正弦及余弦之間的關聯(lián)。
于是我動手畫了些三角形，把所有的三角方程式弄清楚，一一加以驗算證明。
幾年后，學校里開始教三角課了，這時我還留著筆記。比較之下，我發(fā)現(xiàn)我的證明方法跟課本上的不一樣。有時候，由于我沒有注意到某個簡單的方法，結果花了許多力氣、繞了一大圈才找到結果。但有些時候，我用的方法可聰明極了，書中所用的方法卻復雜無比！因此我跟課本可謂互有輸贏。
做這些計算時，我很不喜歡正弦、余弦和正切等符號。我覺得“sin f”
很像 s 乘 i 乘 n 乘 f！因此我另外發(fā)明了一套符號。我的符號跟平方根有點類似，正弦用的是希臘字母Σ，最上的一筆拉出來，像伸出一條長手臂般，f就放在手臂之下。正切用的是 T，頂端的一筆往右延伸。至于余弦，我用的是Г，但這符號的壞處是看起來很像平方根（ ）的符號。
那么，反正弦的符號便可以用同樣的Σ，不過左右像照鏡子般顛倒過來，換句話說，長手臂現(xiàn)在伸向左邊，函數 f 放在下面。這才是反正弦呀！我覺得教科書把反正弦寫成 sin－1 的方式簡直是發(fā)神經！對我來說，那是 1 除以sin f 的意思；我的符號強多了。
我很不喜歡 f（x），那看起來太像 f 乘以 x 了。我更討厭微分的寫法：dy/dx，這令人很想把符號中的兩個 d 互消掉，為此我又發(fā)明了一個像“&”
的符號。對數（Logarithm）比較簡單：一個大寫 L，下面的一筆往右延伸，函數放在手臂上便成了。
那時候我覺得，我發(fā)明的符號絕對不會比大家都在用的差，而我用哪一套符號也跟其他人無關，可是后來我發(fā)現(xiàn)其中關系很重大。有一次當我跟同學討論問題時，我想也不想便開始用我的符號，同學大叫起來：“那些是什么鬼東西？”于是我醒悟到，如果我要跟別人討論，便必須使用大家都知道的標準符號。往后，我終于放棄了使用我那些符號。
除此以外，我還發(fā)明過一套適用于打字機上的符號，就像 Fortran 電腦語言用到的符號那樣，使我能用打字機來打方程式。我也修理過打字機，用回形針及橡皮圈；當然，我不是職業(yè)的修理人員，我只不過是把出了毛病的打字機修到勉強可用的地步而已。不過對我來說，最有趣的是發(fā)現(xiàn)問題在哪里，想出法子來把它修好。這些跟解謎一般好玩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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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切，我切，我切切切！
有一年夏天，我在姨媽經營的旅館打工。當時，大概是十七八歲吧！我不太記得薪水究竟是多少了，好像是一個月 22 美元。工作十分簡單，我通常不是在柜臺值班，就是在餐廳打雜。而如果一天工作 11 小時，隔天就要值班13 小時。每天下午在柜臺當班的人員，要負責把牛奶端上樓給一位狄太太喝。她是個病人，從來不給我們小費。我那時想，這就是現(xiàn)實世界——你每天做牛做馬，但什么也得不到。
這家旅館位于紐約郊區(qū)的海濱休閑區(qū)。白天，作丈夫的到城里工作時，太太就聚在旅館里玩牌，因此我們每天都得把橋牌桌搬出來。晚上，則輪到男士玩撲克牌，事前我們又得把牌桌準備好，把煙灰缸清理干凈等等。通常，我都要熬到深夜 2 點左右才能收工，所以一天實際工作時數是 11 到 13 小時。
那里有些事情令我很不喜歡，小費就是其中一樁。我認為我們應該多領一點工資，而不需要跟客人拿小費。但當我跟老板提議時，只惹來一陣嘲笑。
她告訴每個人：“費曼說他不要小費，嘻！嘻！嘻！費曼不要小費，哈！哈！
哈！“我的結論是，世界上多的是這種愛自作聰明、其實卻懵懂無知的人。
有一陣子，那群男人從城里下班回來，都會立刻要我們送冰塊過去讓他們調飲料。和我一起打工的家伙過去是柜臺伙計，他年紀比我大，做事也比我老練多了。有一次他告訴我：“聽著！我們老是送冰塊給恩格那家伙，但是他從不給小費，連一毛錢都不給。下次他們再要冰塊的時候，先別理他們。
然后，他們會叫你去，這時候你就說：“噢，對不起，我忘了。人難免都有健忘的時候呀！”我照做了，恩格果然給了我一毛五的小費！但是現(xiàn)在回想起來，我那位同事真有一套：他叫別人去冒惹上麻煩的風險，讓我去“訓練”
那家伙養(yǎng)成給小費的習慣。他不明說，卻直接指使別人去做。
我的工作還包括清理餐桌。我們的作法是把桌上所有的杯盤堆在桌旁的托盤上，堆得夠高時，就把托盤端去廚房，再換個新托盤。這總共需要兩個動作：先把舊托盤拿走，再換上新的托盤。但我想：“我要一次就把這兩件事做完。”所以我試著在抽出舊托盤的同時，就把新托盤從底下塞進去。結果托盤一滑——嘩啦啦！所有東西都掉到地上。接著，自然是一連串的質問：“你在干什么？東西怎么會全砸了？”我怎么可能解釋得清楚，我只不過是想發(fā)明處理托盤的新方法而已嘛！
餐廳甜點中有一道咖啡蛋糕，端出來時總是放在小碟子上，襯著漂亮的小墊巾。但是如果你到后面廚房去，就會看到負責管理食品的家伙（這家伙過去一定是個礦工，或是做過其他粗活。他身材魁梧，手指粗短結實）。他會拿起粘成一疊、經過某種壓花處理的小墊巾，然后用他粗短的手指，試著把一張張的小墊巾分開，放到碟子上。我總是聽到他邊做邊嘀咕：“該死的墊巾！”我覺得很驚訝：“多么強烈的對比——餐桌旁的客人品嘗著放在小碟子墊巾上的精致蛋糕；后面廚房里那個手指粗短的食品管理員卻嘀咕著‘該死的小墊巾！’”可見真實的世界與表象的世界有多大的差別！
第一天上工時，另一位管理食品的女士告訴我，通常她會替值夜班的人準備火腿三明治或其他宵夜。我說我喜歡甜點，如果晚餐有剩下來的甜點，就再好不過了。第二天晚上，我值大夜班，侍候那群玩撲克牌的客人。凌晨兩點多，我坐著無所事事，正覺得無聊，突然想起有甜點可吃。打開冰箱一看，她居然留了六份甜點給我！有巧克力布丁、蛋糕、果凍，應有盡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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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下來把六份甜點吃個精光，真是過癮！
第二天，她對我說：“我留了份甜點給你……”
“甜點很棒！”我說，“真的都棒極了！”
“但是我留了六份甜點的原因，是我不知道你喜歡哪一種。”
從此，她都會留六份甜點給我，種類也許不一樣，但總是有六份。
有一次，我在柜臺當班，有個女孩到餐廳吃飯，把書留在柜臺的電話機旁。我瞄了一眼，看到書名是《達芬奇的一生》（TheLife of Leonardo），心想這本書非看不可。后來我跟她把書借來，一口氣把它讀完。
我睡在旅館后面的小房間，旅館里有個麻煩的規(guī)矩——離開房間時一定要順手關燈，但我老是記不住。不過我從達芬奇的書得到靈感，設計了一套由繩子和重物組成的小機關，重物是裝滿了水的可口可樂罐。我一推開房門，拉繩觸動開關，燈便點亮；等我關門時，燈也就熄掉。但是，我真正的“成就”還在后頭。
我常常在廚房里幫忙切菜，其中一項工作是把四季豆切成長 1 英寸左右的小段。一般的標準動作是一手拿刀，一手拿著兩根豆莢，刀刃貼近大拇指往內切豆莢，但這樣做一不小心就會切到拇指，而且很慢、很沒效率。所以我花了一點心思，想到個好主意。我坐在廚房外的木桌旁邊，把一只大碗放在膝蓋上，接著將一把鋒利的菜刀插在桌面上，刀刃朝下，與桌面成 45 度角。
然后，我左右各放一堆豆莢，一手拿一根，左右開弓，快速揮向刀鋒，一段段的四季豆就滑到我膝上的大碗里。
于是我一根接一根地切著四季豆——切！切！切！切切切！每個人都來遞豆莢給我，我切得更像風一般快了。這時老板走過來問：“你在干什么呀？”
我說：“你看我切豆莢的方法！”稍一分神，我把自己的手指推上刀口，立刻血流如注，而且全滴在豆莢上，引起一陣混亂。她不停數落著：“瞧你糟蹋了多少豆子！怎么會這么笨！”因此，我再沒機會改良我的發(fā)明了。其實真要改也不難，只要加個護手套就好了。
改革連連碰壁在旅館的那段日子，我還有另一項發(fā)明，但也是差不多的命運。事情是這樣的：為了做馬鈴薯沙拉，我們得把煮熟的馬鈴薯切成片；煮熟的馬鈴薯既溫又粘，很難對付。于是我想到，可以在架上并排裝上好幾把刀子，同時落下，便可以將馬鈴薯整個切開。想了半天，終于讓我想到了用鐵絲固定刀架的方法。
我跑到雜貨店買刀和鐵絲，卻看到一個正好符合我所需的小玩意——切蛋器。到了下一次要切馬鈴薯時，我就把切蛋器拿出來，飛快地把馬鈴薯切了拿去給廚師。廚師是個德裔大塊頭，是廚房的龍頭老大。沒想到過了一會兒，他怒氣沖天從廚房沖出來大喊：“這些馬鈴薯是怎么回事？根本沒有切開！”
我已經切好了，但是馬鈴薯又全粘在一起了。他說：“我怎么把它們分開？”
“泡在水里。”我提議說。他鼻子里都要噴出火來了：“泡在水里？呃？”
還有一次，我想到一個真正的好點子。在柜臺值班的時候，要負責接聽電話。每當有電話進來時，除了電話鈴響，電話總機還會有片蓋子翻下來，讓我們知道是哪一條線路有電話進來。有些時候，我正在幫客人鋪牌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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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下午沒什么電話進來時，在前面陽臺閑坐——都離電話總機有段距離，電話卻突然響起來。我趕快跑去接，但由于柜臺的設計很不理想，你得先跑到很里面，才能繞過柜臺，走到后面，看看總機，才知道究竟是哪一條線在響，這得花很多時間。
因此我想到個好主意。我在總機的每個蓋子上綁上線，把線繞過柜臺面，垂在外面，再在每一條線的末端綁上一張小紙片，電話筒就放在柜臺上，這樣一來，我不必繞到柜臺后面就可以接電話。有電話進來時，我只要注意是哪張紙片在動，就知道是哪個小蓋掉下來，也就知道是哪條線路了。重要的是，我可以直接在柜臺前面接電話，節(jié)省很多時間。當然，我還是得繞到柜臺后面的總機那兒去，把電話轉進來，但至少我可以先回答“請等一下”，然后再繞到后面去轉電話。
我覺得這個設計無懈可擊，但是有一天老板進來，想要接電話，卻怎么也搞不清楚這個復雜的設計。“這些紙是干嘛的？話筒為什么放在這邊？你為什么不……嘩啦嘩啦……”
我試著向我的姨媽解釋其中原因，但是你的姨媽若是個精明的旅館老板時，你就是有理也說不清了。這件事讓我充分了解，在現(xiàn)實世界中，進行改革創(chuàng)新是多么困難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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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偷了我的門？
在麻省理工學院，所有兄弟會都要舉行所謂的“面試會”，每年他們都在這種聚會中吸收新會員。進入麻省理工學院之前的那個暑假，我也應邀到紐約參加一個名為“費。貝他。得爾塔”（Phi Beta Delta）猶太兄弟會的聚會。那時候，只要是猶太子弟或者在猶太家庭中長大的小孩，根本就沒有機會參加其他的兄弟會，其他人根本不會眷顧你。
說實話，我并沒有特別期盼和其他猶太同學在一起，猶太兄弟會的那些家伙也不在乎我有多像猶太人。事實上，我根本沒什么猶太信仰，更不能算是虔誠的教徒。在這次聚會中，兄弟會的幾個家伙問了我一些問題，也給了我一些忠告，例如我應該在大一就參加微積分檢定考試，這樣就可以免修一些學分等等。事后，我發(fā)現(xiàn)這是個很好的建議。我還蠻喜歡在紐約碰到的那幾個兄弟會會員，說動我人會的那兩個家伙，后來都成為我的室友。
麻省理工另外還有個猶太兄弟會，簡稱 SAM （SigmaA1pha Mu）。他們的點子是讓我搭便車到波士頓（麻省理工位于波士頓），然后我可以先借住在兄弟會里。我接受了他們的安排，到了波士頓的第一晚就睡在 SAM 兄弟會樓上的房間。
第二天早上我往窗外看，正好看到我在紐約認識的那兩個家伙。有幾個SAM 兄弟會會員迎向他們，雙方激烈地爭辯起來。我朝著窗外大喊：“嘿！
我應該是和他們在一起的！“然后就跑出去，完全不曉得雙方正在談判，爭取我人會。我對于搭便車這件事沒有特別覺得需要感恩，更沒有想到別的事情。
書呆子學交際費。貝他。得爾塔兄弟會在之前一年，由于內部分裂為兩派而幾乎瓦解。
他們一派人喜歡交際、喜歡跳舞以及在舞會后開著車子四處鬼混；另一派則全是書呆子，整天只知道讀書，從來不參加舞會。
就在我加入成為會員之前，他們才開了一次大會，會中兩派人馬都有重大的讓步和妥協(xié)，最后他們決定團結、互相幫助：每個人的成績都必須在一定的水準之上，如果有人功課落后，專啃書本的那一派就要為他們補習，輔助他們做功課。另一方面，每個人也都必須參加舞會，如果有人不懂得怎樣和女孩子約會，愛交際的那一派就要想辦法為他找個舞伴；如果有人不會跳舞，他們也要負責教會他。于是一派人教其他人如何思考，另一派人則教別人如何交際。
對我而言，這樣的安排倒是恰到好處，因為我本來就不擅交際。每次我出入兄弟會的大門時，都會碰到坐在臺階上的兄弟會學長和他們的女朋友，我總是害羞得不知所措，不知道該怎么從他們身旁走過。即使有個女孩說：“噢！他真可愛！”也于事無補。
沒多久，大二的學長就帶著他們的女朋友以及女朋友的女朋友來教我們跳舞。后來，有個學長還教我開車。他們很努力想教會我們這些“智慧型”
的家伙跳舞交際，學會放輕松一點；我們也盡力協(xié)助他們度過課業(yè)的難關——這是種很好的平衡。
我想我永遠搞不懂“會交際”究竟是什么意思。在那幫會交際的家伙教我怎么結交女孩子之后，有一天，我獨自在餐館吃飯，看到一個漂亮的女服務員。我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氣，問她愿不愿意在下一次兄弟會舞會當我的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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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她居然答應了。
回到兄弟會，當大家討論到下次舞會的舞伴時，我告訴他們這次不勞他們費心了，我已經找到自己的舞伴，我還覺得揚揚自得。但等那些學長發(fā)現(xiàn)我的舞伴居然是個女服務員時，都大驚失色。他們告訴我那可不行，他們會另外為我物色一位“合適的”舞伴。這讓我覺得很迷茫。后來他們還決定出面處理此事。他們到餐館去找到女服務員，說服她退出，為我另外找了個舞伴。他們想教育我這個“任性的小孩”。從頭到尾我都覺得他們錯了，但當時我只是個大一新生，還沒有足夠的自信來阻止他們破壞我的約會。
新來者野地求生我正式宣誓人會的時候，他們有各式各樣戲弄新來者的花樣，其中一項是在酷寒的冬日里，把我們雙眼蒙住，帶到荒郊野外，丟在冰封的湖邊。那里杳無人煙，四周看不見一幢房子，什么也沒有，我們必須自己找到回兄弟會的路。由于大家都很年輕，不免有點害怕，但大家都沒怎么交談，除了一個叫梅爾的家伙，不停在開玩笑，凈說些蠢笨的雙關語，一副聽天由命、毫不在乎的樣子，好像在說：“哈！沒什么好擔心的，這不是很好玩嗎？”
我們對梅爾愈來愈冒火。特別是當其他人憂心忡忡，不知如何找到出路的時候，他總是落后我們幾步，而且不停地拿我們的處境開玩笑。
走到了離湖不遠的交叉路口，舉目四望，仍然一片荒涼，什么也沒有。
大家正在討論該走哪條路，梅爾趕上我們，說：“走這條路。”
“梅爾，你懂什么？”我們都氣死了，“你老是不停地開玩笑。為什么我們該走這條路？”“很簡單呀，看看這些電話線便知道了。電話線愈多的地方，就一定是通往人多的地方。”
這個看起來對任何事都漫不經心的家伙，卻想出了這絕妙主意！我們依他的話，一路走回城里，沒有走錯路。
遭到“綁架”
第二天是全校大一新生與大二生的污泥對抗賽，就是說，大家在爛泥中進行摔跤及各種競技。當天深夜，一群大二生跑到兄弟會那里綁架了我們，他們有些是兄弟會里的學長，有些是從外面來的。他們想讓我們疲累不堪，這樣第二天他們就能輕松獲勝。
他們很輕易就把大一生綁了起來，只有我例外，我不希望兄弟會的哥兒們發(fā)現(xiàn)我是個“娘娘腔”。我不擅長運動，打網球的時候，只要球越過網飛向我，我就害怕；因為我從來沒有辦法把球打回去，球總是還沒過網就落地。
但是我發(fā)現(xiàn)這是個新的狀態(tài)、新的世界，我可以為自己塑造新的名聲。所以，為了不要讓自己看起來像一副不會打架的樣子，我拚了命和他們纏斗，結果三四個家伙費了好大力氣才能把我綁住。大二生把我們帶到樹林中的一間屋子里，把我們全綁在地板上。
我試了各種方法逃走，但是有大二生看守著我們，我的計謀全部無效。
不過其中有個年輕人他們不敢綁，因為他嚇得臉色發(fā)青，而且不停發(fā)抖。后來我才知道他來自歐洲，當時是 30 年代初，歐洲正是動蕩不安的時候。他不明白我們被綁這件事其實只是個玩笑，他驚嚇的樣子簡直令人不忍卒睹。
天亮前，只剩下 3 名大二生在看守我們 20 個大一生，但我們并不知道這個狀況。他們偶爾把車子開進開出，弄出各種聲響，好像很忙、很多活動的樣子。可惜我們沒注意到，其實一直都是同樣的車子和同樣的人在活動。
待續(xù)——
參考資料
[1]
著名物理學家弗里曼·戴森去世，這是他最大膽的猜想：這個球，是高等外星文明的巨型工程 · 今日頭條[引用日期202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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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