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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
本詞條是多義詞，共20個義項
中國古代國都別稱
長安（Chang'an），是西安的古稱，為陜西省省會，是歷史上第一座被稱為“京”的都城。長安也是十三朝古都，是中國歷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建都時間最長，影響力最大的都城。西漢、隋、唐皆建都于長安，故唐以后常通稱國都為長安。
基本介紹
歷史沿革
長安（拼音：Chángān；英文：Chang'an；韋氏拼音：Ch'ang-an；關中古音：Chángnǎn）意為“長治久安”，與羅馬、開羅、雅典并稱為世界四大古都；中華文明史及東方文明史上最負盛名的全球著名都城。
長安作為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長達千余年，先后有21個王朝和政權建都于此，是十三朝古都。在建都長安的諸多朝代中，周、秦、漢朝、隋朝和唐朝都是中國歷史上的強盛時代，當時的長安已成為國際性大都市。長安在公元前195年－公元25年、公元580年－公元904年的兩段時間里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
“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長安在其發(fā)展的極盛階段一直充當著世界中心的地位，吸引了大批的外國使節(jié)與朝拜者的到來。
“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長安向世界展現了文明中國擁有的自信、開放、大氣、包容、向上的民族精神，鑄造了炎黃子孫永遠為之自豪的文化高地。
“一座城市的歷史就是一個民族的歷史”，長安，這座中國歷史文化的首善之都，以世代傳承的雍容儒雅，滿腹經綸，博學智慧，大氣恢弘，成為中國歷史的底片，中國文化的名片和中國精神的芯片。
城市發(fā)展
史前時期
長安地區(qū)很早就有都市存在，早在100多萬年前，藍田人就在這里建造了聚落；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時期，這里已經出現了城垣的雛形，半坡遺址是仰韶文化的代表。2008年中國十大考古發(fā)現之首——高陵楊官寨遺址的發(fā)現，將東亞城市歷史推進到了6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這個相當于40個標準足球場大小的聚落，也許是東亞最早的城市，城市邊緣有一條長達1945米的環(huán)壕。社會已經有了簡單的分工，除了血緣，還有某種制度聯(lián)系。
豐鎬兩京
長安
鎬京又被稱之為酆鎬，酆、鎬本是沿著酆河而修建的兩座頗具規(guī)模的城市。灃水西稱酆京，灃水東稱鎬京，史稱“酆鎬二京”，分別由周文王與周武王營建。不過，習慣上將這兩座城市看成一個城市，因為分別承擔了不同的作用。酆京在西周后期更多地承擔了祭祀的帶有宗教性的作用，而鎬京則作為行政中心而存在。西周的首都就是豐鎬兩京。
經近現代多年考古發(fā)掘與研究，在灃水兩岸約15平方公里的遺址范圍內，只發(fā)現了多座宮殿、宗廟、貴族與平民居址、車馬坑、青銅器窖藏、大型墓葬、手工業(yè)作坊。此外，據《詩經》等文獻記載，還當有辟雍、靈臺、靈沼等禮儀和游樂性設施。特別是記載都城豐鎬規(guī)制、并成為后世都城設計圭臬的《周禮·考工記》中，明確記有“前朝后市”這一規(guī)劃與建筑內容，結合《周禮·司市》篇中所記，當時“市”已有多種類型：“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同時，還設有專門管理市場的機構，從擔負“平市”、“均市”、“止訟”、“去盜”、“除詐”等職能情況看，豐鎬城中的“市”已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再結合西周經成王、康王時期經濟、社會發(fā)展，至中期工商業(yè)日益興盛，平民庶人中不少因從事工商業(yè)致富，商人地位提高甚至可做官受爵這一歷史發(fā)展狀況看，豐鎬城中不僅集中居住著一大批王族宗室與公侯貴族，還有人數不斷增加的百工、商賈。他們與各類“市”相結合，使豐鎬除具有政治、文化功能外，經濟功能也愈益突顯出來，因而使其成為中國最早的城市。
第一帝都
咸陽宮
長安
咸陽是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商鞅變法后秦國的都城。秦始皇統(tǒng)一全國后，國都仍在咸陽。當時的秦都咸陽規(guī)模宏大，包括渭河兩岸的廣闊地域。以咸陽為中心，東迄黃河，西達千、渭河之濱；北起九山和林光宮，南至秦嶺北麓，東西400公里，南北200公里的范圍內，都建有離宮別館。渭河以北主要有冀闕、咸陽宮、蘭池宮及各具特色的“六國宮殿”；渭河以南有舉世聞名的“阿房宮”，供皇帝游玩的甘泉宮和上林苑。渭河穿流于咸陽城的宮殿間。一座寬6丈、長380步的木橋把渭北、渭南聯(lián)在一起。咸陽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繁華的城市之一。
漢都長安
未央宮前殿
長安
公元前202年劉邦擊敗項羽，婁敬建議定都關中，但群臣大多是從東方而來，紛紛反對。劉邦征詢張良，張良說：“東周雖然比秦晉兩世好，但雒邑城郭僅數百里，田地太薄，四面都是平地，容易遭受到攻擊。反觀關中有函谷關、隴蜀的沃野千里，南邊有巴蜀的富庶，北邊有胡人畜牧的便利，可以在三面防守，并向東方牽制諸侯，只要握住渭水通運京師，當東方有變，就可以順流而下。正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說的沒錯。”于是劉邦決意定都長安，并拜婁敬為郎中，賜劉姓。
漢高帝五年（前202年）置長安縣，高帝七年，定都于此。劉邦開始在渭河南岸、阿房宮北側、秦興樂宮的基礎上重修宮殿，命名為長樂宮。高祖七年（前200年）建造了未央宮，同一年由櫟陽城遷都至此，因地處長安鄉(xiāng)，故命名為長安城。漢惠帝元年（前194年）至五年（前190年）建造城墻。漢武帝設京兆尹治理長安，對長安城進行了大規(guī)模擴建，興建北宮、桂宮和明光宮，并在城西擴充了上林苑，開鑿昆明池，建建章宮等。
在西漢的200余年歷史里，長安一直是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自武帝時張騫出使西域，開通商道，長安城成為連接歐亞的橋梁、“絲綢之路”的起點，繁盛一時。全盛時期如漢平帝元始二年（2年）時，城中有8.8萬戶，24.6萬人，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座規(guī)模龐大、居民眾多的城市。西漢末年王莽執(zhí)政時期，長安城一度毀于戰(zhàn)火。至東漢光武帝劉秀建國，長安改稱西京。及至漢末，漢獻帝曾遷都回長安。兩漢時期，長安一直作為都城存在。
漢長安城位于今西安市區(qū)西北郊外，面積約36平方公里，大約是同時期羅馬城的四倍。長安城有12座城門和8條主要街道，最長的街道長5500米。城內的宮殿、貴族宅第、官署和宗廟等建筑約占全城面積的三分之二。宮殿集中在城市的中部和南部，有長樂宮、未央宮、桂宮、北宮和明光宮等。其中未央宮是從漢惠帝開始的許多皇帝的居住和處理朝政的地方，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宮殿之一。居民區(qū)分布在城北，劃分為160個“閭里“。市場在城市的西北角上，稱為“長安九市”。在城西有面積廣大的上林苑，苑內主要有昆明池、建章宮等。在城南有一組王莽時期建造的禮制建筑。漢長安城一改戰(zhàn)國時期大小城相套的格局，把居民區(qū)、工商業(yè)區(qū)和宮殿區(qū)集中在一座城市里，后世的都城都沿用了這一構建體系統(tǒng)。
隋都長安
隋文帝楊堅篡北周建立隋朝后，最初定都在漢長安城。當時的漢長安歷經長期戰(zhàn)亂，年久失修，破敗狹小，污染嚴重，于是隋文帝決定另建一座新城。
公元582年（開皇二年），文帝在長安城東南龍首塬南面選了一塊“川原秀麗，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隋書·高祖紀》）的地方建造新都，新都定名為“大興城”。大興城的面積達84平方公里，主要由建筑學家宇文愷主持規(guī)劃建設，先造大興宮城，后造皇城。開皇三年（583年）在城西側開挖龍首渠、永安渠和清明渠，引浐水、交水、潞水，直通宮城。第二年由大興城東鑿300余里至潼關，名為廣通渠，引渭水注入渠中使漕運直通黃河。605年，隋煬帝楊廣即位，同年，建通濟渠運河，自大興至江都（今揚州）。608年，又興建永濟渠運河。大業(yè)九年（613年）又動用10萬余人修筑大興城外郭城，大興城的總體格局至此形成。
唐長安城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7.27平方公里，是如今西安城墻內面積的9.7倍，西漢長安城的2.4倍，元大都的1.7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公元447年所修君士坦丁堡的7倍，公元800年所修巴格達的6．2倍，古代羅馬城的7倍。至盛唐，長安為當時規(guī)模最大、最為繁華的國際都市。
長安城規(guī)模宏偉，布局嚴謹，結構對稱，排列整齊。外城四面各有三個城門，貫通十二座城門的六條大街是全城的交通干道。而縱貫南北的朱雀大街則是一條標準的中軸線，它銜接宮城的承天門、皇城的朱雀門和外城的明德門，把長安城分成了東西對稱的兩部分，東部是萬年縣，西部是長安縣，東、西兩部各有一個商業(yè)區(qū)，稱為東市和西市。城內南北11條大街，東西14條大街，把居民住宅區(qū)劃分成了整整齊齊的110坊，其形狀近似一個圍棋盤。
唐長安城由外郭城、宮城、皇城3部分構成，總面積87.27平方公里。外郭城平面長方形，東西長9721米，南北寬8651.7米，周長36.7公里。每面有3座城門，南面正門明德門和丹鳳門為5個門道外，是都城的最高等級。宮城位于廓城北部中央，平面長方形、南北1492米，東西2820米。中部為太極宮（隋大興宮），正殿為太極殿（隋大興殿）。東為皇太子東宮，西為宮人所居的掖庭宮。皇城接宮城之南，有東西街7條，南北街5條，左宗廟，右社稷，并設有中央衙署及附屬機構。后來，唐太宗（李世民）到唐高宗時期修建大明宮，唐玄宗（李隆基）又把自己當臨淄王時的王府改擴建成了興慶宮，三座宮殿合稱“三內”。東城西城分別有東市和西市兩座市場，集中了長安城的主要商業(yè)。城內有四條溝渠提供生活和環(huán)境用水。城東南角有一座人工園林——芙蓉園，園中有曲江池。
長安
長安城（外郭城）開十二座城門，南面正中為明德門，東西分別為啟夏門和安化門；東面正中為春明門，南北分別為延興門和通化門；西面正中為金光門，南北分別為延平門和開遠門；北面的中段和東段分別與宮城北墻和大明宮南墻重合，西段中為景耀門，東西分別為芳林門和光化門。除正門明德門有五個門道外，其余各門均為三個門道。據實測，明德門址東西廣55.5米，南北長17.5米，每個門道寬5米。特別是明德們內的南北大街朱雀大街更是寬達150米至155米。其他的不通城門的大街寬度也普遍在35米至65米之間，而順城街寬20米到25米。明德門原有臺閣式門樓建筑。宮城位于郭城北部正中，平面為長方形，東西長2820米，南北寬1492米，周長8.6公里。城四周有圍墻，南面正中開承天門（隋稱廣陽門），東西分別是延喜門和安福門，北墻中部開玄武門。宮城分為三部分，正中為太極宮（隋稱大興宮），稱作“大內”，東側是東宮，為太子居所，西側是掖庭宮，為后宮人員的住處。今天西安城內西五臺和北城外自強西路北側鐵路中學內的土崗則是為數不多的大興宮城遺址。
皇城亦為長方形，位于宮城以南，其東西與宮城等長，南北寬1843米，周長9.2公里。城北與宮城城墻之間有一條橫街相隔，其余三面辟有五門：南面三門，中為朱雀門，兩側為安上門和含光門；東西面各一，分別為景風門和順義門。南面正中的朱雀門是正門，向南經朱雀大街與外郭城的明德門相通，向北與宮城的承天門相對，構成了全城的南北中軸線。城內有東西向街道7條，南北向5條，道路之間分布著中央官署和太廟、社稷等祭祀建筑。從城市的平面布局來看，規(guī)劃者嚴格講求左右對稱。全城以宮城的承天門、皇城的朱雀門和外郭城的明德門之間的連線，也即承天門大街（亦名天街）和朱雀大街為南北向中軸線，以此為中心向左右展開。為突出北部中央宮城的地位，以承天門、太極殿、兩儀殿、甘露殿、延嘉殿和玄武門等一組組高大雄偉的建筑物壓在中軸線的北端，以其雄偉的氣勢來展現皇權的威嚴。之后，隨著不斷增添新殿，才使這種格局有所變化。
唐長安的人口中，除居民、皇族、達官貴人、兵士、奴仆雜役、佛道僧尼、少數民族外，外國的商人、使者、留學生、留學僧等總數不下3萬人。當時來長安與唐通使的國家、地區(qū)多達300個。唐的科技文化、政治制度、飲食風尚等從長安傳播至世界各地。另外，西方文化通過唐長安城消化再創(chuàng)造后又輾轉傳至周邊的日本、朝鮮、緬甸等國家和地區(qū)。唐長安成為世界西方和東方商業(yè)、文化交流的匯集地，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際大都會。
唐長安城的形制是中國古代城市，尤其是都城建設的典范，在當時也影響了鄰近國家的都城建設。
明清時期
明朝建國之后，朱元璋一直心懷遷都之意，他和太子朱標最中意的遷都之選正是長安。
長安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監(jiān)察御史胡子祺上書，提到“據百二河山之險，可以聳諸侯之望，舉天下形勝所在，莫如關中”。朱元璋頓時心動，但不形言表。經過仔細考慮后，他派太子朱標巡視關中，并告諭天下：“天下山川，惟秦中號為險固，向命汝弟（指朱元璋第二子秦王）分封其地，已十余年，汝可一游，以省觀風俗，慰勞秦民。”其實已經頗有遷都關中的打算。
太子朱標詳細考察了西安地形，回來后向朱元璋獻《陜西地圖》。太子朱標個人也傾向于選擇西安為國都，因為長安作為最為國人仰慕的漢唐國都，王者氣派天下獨步、無可匹敵。
太子朱標壯年而逝，白發(fā)人送黑發(fā)人，年近七十的朱元璋受到很沉重的打擊，再也沒有精力和心情考慮遷都的事情了。
朱元璋在當年底親自撰寫的一篇《祀灶文》中，表達了萬般無奈的心情：“朕經營天下數十年，事事按古就緒。維宮城前昂后洼，形勢不稱。本欲遷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勞民。且興廢有數，只得聽天。惟愿鑒朕此心，福其子孫。”一副聽天由命的可憐相，聽起來真是異常凄涼。
都城設計
成熟階段
長安
西周定都豐鎬以后，豐鎬兩京成為中國歷史上嚴格意義上第一座城市，《周禮·考工記》記述了關于周代王城建設的空間布局：“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經典記載豐鎬內宮室朝寢宗廟建筑街衢井然，《詩·大雅》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筑城伊，作豐伊匹”；“維豐之垣，四方攸同”；“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這里，不僅記述了周文王伐崇勝利后營建豐邑并自岐邑遷都豐邑以及武王宅鎬的史實，而且表明豐邑是有堅固的城垣和護城河的。在另一首周人講述開國歷史的史詩《詩·大雅．皇矣》中，稱“以伐崇墉、崇墉言言、崇墉仡仡”，表明崇城是有高大堅固城墻的；“作豐伊匹”表明豐邑堪與崇城相匹敵。《詩·大雅》載：岐邑“立皋門，皋門有伉”，表明先周的岐邑建有城郭并具有高大對稱的城門。至于西周王朝苦心經營200多年的鎬京，無論是規(guī)模和形制，與岐邑、崇城和豐邑相比，應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周禮·考工記》曰：“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途九軌。左祖右社，面朝而市。”《左傳》昭四年云：“康（王）有豐宮之朝。”《詩·小雅·巧言》載：“奕奕寢廟，君之作之。”《詩·大雅》載：“宮，肅肅在廟。”一些西周金文亦載宗周（鎬京）有宮室廟堂。這些文獻不僅表明豐邑和鎬京內建有宮室、朝寢和宗廟建筑，而且城中街衢井然。
《尚書·召誥》云：“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成王）找步自周（宗周，即鎬京），則至于豐。”從周成王自鎬京徒步至豐的記載來看，豐、鎬應是相距不遠的。近代學者從大量西周青銅器銘文中考釋，西周早、中期諸王曾在豐邑執(zhí)掌政事和主持各種典禮來看，雖“武王宅鎬”以來政治中心遷至鎬京，但豐邑還具有周都的部分功能。對豐鎬考古建樹頗豐的胡謙盈先生稱“所以史家向來將豐、鎬并稱，或說二者是周都雙城，是很有道理的。”郭沫若將一些西周銅器銘文中的“京”考釋為豐京，盧連成先生將西周兩片甲骨刻辭中帶“草”字頭的“蒿”字和一些西周金文中的“蒿”字釋為鎬京之“鎬”。無獨有偶，植物學上“豐、鎬”二字原意就是生長在豐水兩岸長勢茂密的草本植物，作為跨豐水的周都雙城動土前原應有此等荒野景觀。西周豐鎬兩京是中國古代都城規(guī)劃的成熟階段。
發(fā)展階段
秦定都咸陽，可謂是戰(zhàn)略意義重大。為橫掃六合、統(tǒng)一全國奠定了基礎，從而也拉開了秦王朝封建集權統(tǒng)治的序幕。隨著兼并戰(zhàn)爭規(guī)模的擴大，秦不斷地把六國的宮室復制在咸陽北塬上，造成咸陽雖宏偉壯觀卻缺乏統(tǒng)一規(guī)劃的混亂局面，統(tǒng)一以后，戰(zhàn)略重點由戰(zhàn)爭轉向經濟文化建設，秦王朝開始對城市建設的布局進行調整，總結并繼承前人的經驗，把“象天法地”作為城市設計的指導思想，并將其賦予新的、具有實際意義的內涵，使咸陽的整體布局與天象呈現出一一對應的關系。具有其鮮明的結構特征。
一是與自然天象的和諧性。《史記"秦始皇本紀》記：“焉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宮渡渭，……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三輔黃圖》記：“秦始皇……筑咸陽宮。因北陵營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象帝居。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營室對應阿房宮，閣道對應橫橋，天漢對應渭水，紫宮對應咸陽宮。與星象位置對應的還有城中的市井、手工業(yè)區(qū)、商業(yè)區(qū)等。就這一點而言，秦所設計的咸陽城是對其前代城市規(guī)劃思想的發(fā)展。
作為“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的秦都咸陽，早在建都前，就以其“被山帶河、天人合一”的自然人文景觀引人矚目，聞名遐邇。渭城古渡被當時稱為“天下第一大渡”，當時百姓俗稱其為“水旱碼頭”。從其地理形制上看，秦都咸陽不僅為轄制關中、輻射全國的要沖重地，更是發(fā)展經濟、富民強兵的“天府之國”。
二是規(guī)模的宏大與開放性。作為“中國第一帝都”的咸陽的規(guī)模究竟有多大？考古工作者依據史料記載，對秦咸陽故城進行了多次的調查，踏查總面積達165平方公里。但至今未發(fā)現咸陽故城的城郭遺跡。已確知咸陽城有內城和外城郭，而非內、外城，因此它的整個范圍就大大地擴大了。
三是城市布局的科學性。自秦孝公至秦惠文王，咸陽城分為三大部分，城區(qū)集中在渭水以北，東部為宮殿區(qū)，西南部為工商、居民區(qū)，西北部為陵墓區(qū)。其中在二道原以下的河灘階地，東西約四五公里的空間，分布著手工作坊和生活區(qū)。官營作坊在宮殿區(qū)的附近，民間作坊在離宮殿之西五六里處；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后，考慮到舊城規(guī)模太小，而人口日益增多，便將市區(qū)由渭河北面跨過渭河，向南發(fā)展，其秦都咸陽的城市規(guī)劃甚至囊括了整個關中地區(qū)。渭水以北廣大地區(qū)有六國宮室群；渭水以南地區(qū)有章臺宮、阿房宮為中心的建筑群等，整座都城均以市區(qū)為中心向外輻射，沿著渭河兩岸綿延伸展。咸陽作為中國第一個統(tǒng)一的王朝都城其城市整體而已體現著秦人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在許多方面都把戰(zhàn)國以來的城市建設提升到一個空前的水平。既有龐大的宮殿群顯示皇權的威嚴，又有壯觀的市容市貌標示都城的地位；既有絕佳的自然地理環(huán)境作為人文景觀的依托，又有營造的人文景觀反襯自然景觀的秀麗。既是秦王朝封建統(tǒng)治者窮極奢侈的明證，又是古代勞動人民勤勞和智慧的結晶。
四是建筑風格的包容吸納性。秦始皇在城市建設上卻表現了前人未有的兼容和開放，尤其是在統(tǒng)一六國的戰(zhàn)爭中，每滅掉一國，都將其宮室而已描繪成圖案，然后在咸陽北原仿型建造，形成了一個風格各異，爭奇斗艷的龐大建筑群。《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秦“每破諸侯，寫仿其宮室，坐之咸陽北坂上。”寫仿并非照搬，只是臨摹其主體建筑的風格。秦宮建筑群的風格仍然體現了以秦文化為核心的意識形態(tài)立場，這才有了唐代詩人杜牧“秦王宮闕郁嵯峨，六國樓臺艷漪羅”的詩句。
奠定時期
長安
《漢書·翼奉傳》云：文帝時，漢長安城“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諸離宮別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選室、溫室、承明耳”。《三輔黃圖》說：“惠帝元年正月，初城長安城。”“明光宮，武帝太初四年起。”桂宮，“漢武帝造，周回十余里”。北宮，“高帝時制度草創(chuàng)，孝武增修之”。建章宮，“武帝太初元年，柏梁殿災。粵巫勇之曰：粵俗有火災，即復起大屋以壓之。帝于是作建章宮”。“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漢長安城的營建經歷了整個西漢時期。既然漢城的建設是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與之相關的漢長安城規(guī)劃思想也不是一次定型的，經歷了幾次大的轉變。
在漢城營建的第一個時期，從蕭何主持長樂宮、未央宮、武庫、太倉等的營建開始。《三輔黃圖》說：“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靈，以正四方；王者制宮闕殿閣取法焉。”同書又引《廟記》云：“未央宮有玄武、蒼龍二闕、朱鳥堂。”玄武闕在宮北，簡稱北闕；蒼龍闕在宮東，簡稱東闕。崔豹《古今注》卷上說：玄武闕畫玄武，蒼龍闕畫蒼龍。《史記正義》：“顏師古云：‘未央宮雖南向，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至于西南兩面，無門闕矣。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乎?’”已透露出漢城建設與陰陽五行的關系。
有關漢城的北斗與南斗說，見于《三輔黃圖》卷之一：“城南為南斗形，北為北斗形，至今人呼漢京城為斗城是也”。《三輔黃圖》一書，始著錄于《隋書·經籍志》，相傳為六朝人撰寫，但作者姓名佚失。可見，六朝時期已有“斗城”之稱。與之相關的漢初先民之天文觀念，《史記·天官書》有載：“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從斗口開始，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璣、第四權合稱為魁、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合稱為杓，總稱為斗。南斗，即斗宿。又曰：“南斗為廟，其北建星。”斗星引申的社會政治意義《史記·天官書》里講的也很明白：“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xiāng)”。上述的“七政”也有相類的含義，即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政也。
北斗象征的中央居要、政通人和、長安久長的含義，與漢初當政的劉邦、呂太后、惠帝等政治集團的意愿相吻合。從長安城、長樂宮、未央宮的取名，南城墻安門、西安門、覆盎門的設置，已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二是漢承秦制，以建亥之月（《夏歷》十月）為歲首，劉邦入主咸陽時，正是十月份，此時北斗的斗柄正指向西北，合乎《歇冠子》所云“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運于上，事立于下”。所以，漢城北墻建成北斗形狀，合乎星象，又合乎“非壯麗無以重威”的建城指導思想。三是惠帝“初城長安城”，也是元年正月，與上述條件相通。但是，北墻的建筑年代按《史記·呂太后本紀》索引引《漢宮闕疏》云：“四年，筑東面；五年，筑北面”。蕭規(guī)曹隨，繼后為丞相的曹參，對蕭何的“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
北斗的“斗”在秦漢以前都是作為舀酒的用具，如《詩·小雅·大東》說：“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秦漢以后，一方面作為一個容量單位來使用，即龠、合、升、斗、斛也；另一方面仍繼承了先秦時期的用途。如果舀酒之用轉借為舀水之用，那么漢城北墻北斗之形的含義就更加令人深思。漢長安城的北墻和南墻呈“北斗”“南斗”之勢，即有遷就地勢和宮墻的客觀原因，也含有陰陽天文術數的主觀條件。班固《西都賦》所說：“漢之西都，在于雍州，實曰長安。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仿太紫之圓方。”
漢城平面圖構成要素大多都是在武帝時期完成。具體而言，有三點。一是城的規(guī)模突破了城墻的限制，建章宮的落成，使得原有的安門大街中軸線作用失去意義，城市重心西移，以西安門、未央宮前殿、北闕、橫門大街、橫橋組成的中軸線趨于定型。伴隨著布局模式的改變，新增的離宮別館、亭臺樓閣遍及漢城內外的空間區(qū)域。二是城市設計思想的變化，“象天”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發(fā)展，神仙思想也浸透在城市設計規(guī)劃當中。上林苑的昆明池象征著天河，牛郎織女分列池的兩旁，成為“象天”思想的腳注。建章宮的神明臺、太液池、鳳闕及閶闔門、未央宮的柏梁臺、上林苑的飛廉館和桂觀等都是神仙思想的最好見證。尤其是這兩種思想演繹出來的城市建筑，更是名目繁多。如建章宮的玉堂、神明堂、天梁宮，北宮的神仙宮（壽宮），未央宮的麒麟殿、鳳凰殿、白虎殿、壽安殿，以及太液池、昆明池中的魚龍、奇禽、異獸之物均屬其列。三是城市功能的完備，從戰(zhàn)國時期軍事防御為主的城市模式中解放出來。政治上的“重威”、市場功能的增強、交通的發(fā)達、文化的開放，使得漢長安城成為當時世界上的一個大都會。
漢武帝個人思想信仰和漢城營建的關系。《史記·孝武本紀》說：“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光二年，“上初至雍，郊見五峙。后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蹄）氏觀”。“天子令太祝立其祀長安東南郊”祭祀泰一。元狩二年，“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神，而致祭具以致天神”。“其后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也。”“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于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jié)設具而候神人。”元封三年，因天旱，下詔“其令天下尊祀靈星焉”。后因柏梁臺發(fā)生火災，聽從“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之，用勝服之”的建議，“于是作建章宮。……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干樓，度五十余丈，輦道相屬焉。”司馬遷筆下漢武帝的一生不但與神仙、巫祀緊密結合在一起，也與漢城的大規(guī)模營建活動相始終。
《三輔黃圖》說漢武帝“于未央宮營造日廣，以城中為小，乃于宮西跨城池作飛閣，通建章宮，構輦道以上下。”秦之上林苑的范圍雖無詳記，但根據文獻推測，東至宜春苑，北起渭水，南達終南山，西跨灃河。漢武帝時期，一改漢高祖之“故秦苑囿園地，令民得之”的詔令，擴大了上林苑的規(guī)模，成為“東南至藍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水而東。周袤三百里”的大苑。之內的離宮別館達一百余所，都是“殊形詭制，每各異觀”（《西都賦》）。
巔峰時期
隋大興城的整個地勢，呈東南高西北低的地形走向。隋代初年，宇文愷在建造大興城時，對這里進行了別具匠心的設計，有意識地將這里開辟為“曲江”風景區(qū)。關于宇文愷為什么在城東南開曲江池的原因，《雍錄·唐曲江》中解釋為：“宇文愷以其地在京城東南隅，地高不便，故闕此地，不為居人坊巷，而鑿之以為池”，其實這只是表面的原因，王維坤先生從中唐權臣鄭注所說：“秦中有災，宜興役以禳之”來推測，隋初宇文愷在城東南隅開鑿曲江池顯然也是出于“厭勝”的目的來設計的，也就是說，大興城東南高、西北低，風水傾向東南，皇宮、太極宮設在北部中側，在地勢上總也無法壓住東南，應該采取“厭勝”的方法進行破除，如把曲江所在的凹陷挖成深池，并隔于城外，圈占成皇家禁苑，成為帝王的游樂之地，這樣就可以永保隋朝的王者之氣不受威脅。王維坤先生還探討了這一思想的其他方面的理論依據，即《列子·湯問》《淮南子·天文訓》《論衡·論天》以及《博物志》等文獻的記載。綜上所述，關于隋大興城的總體規(guī)劃思想歸納為《周易》“六爻”思想、“強化王權”思想、“天體設計”思想以及在城東南隅開鑿曲江池所表現出的“厭勝”思想，其實這些思想又可歸納為“法天象地”、“強化王權”思想
唐長安城周長達35.56公里，面積約84平方公里，是如今西安城墻內面積的9.7倍，西漢長安城的2.4倍，元大都的1.7倍，明南京城的1.9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公元447年所修君士坦丁堡的7倍，公元800年所修巴格達的6.2倍，古代羅馬城的7倍。至盛唐，長安為當時規(guī)模最大、最為繁華的國際都市。在西安故都的輝煌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這不僅因為它曾經是隋唐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以及享譽世界的國際大都市，更在于它是一個在不甚優(yōu)越的地理環(huán)境中，化弊為利，將理想化的設計發(fā)揮到極致的建筑杰作。其規(guī)劃思想更是我國歷史的寶貴財富。
唐長安城在隋大興城的基礎上經過發(fā)展，形成了“非均衡對稱性”的格局，這主要體現在大明宮等建筑物的興建上，而促使唐朝統(tǒng)治者對長安城進行重新規(guī)劃的原因，認為“與地理環(huán)境有很大關系”，唐長安城“從宏觀地形到微觀地貌，體現了對自然地理環(huán)境的尊重與充分利用”，唐代對長安城進行局部規(guī)劃的指導思想即“因地制宜”。唐長安外郭城的規(guī)劃布局主要受皇宮、皇城所處位置及當時的等級觀念、生活習俗和地理環(huán)境諸因素的影響。通過對唐代前期與后期百官家廟分布地域的研究，唐代官私家廟在長安城中的布局明顯受政治及經濟發(fā)展諸因素的影響，也就是說唐長安城內官私家廟的規(guī)劃思想主要依據政治、經濟因素而定。唐長安城的規(guī)劃思想“體現的是以帝王為中心和中央集權，突出政治軍事職能，商業(yè)性質不強。”
氣候變化
先秦時期
長安
仰韶文化時期，雨量也較今豐沛。因而當時應為亞熱帶暖熱潮濕之氣候。竺可禎斷定從仰韶文化時期到殷墟時期，大部分時間的年平均溫度高于現在2℃左，一月溫度大約比現在高3一5℃。年降水量估計較現在要多。而全新世中期的后一階段龍山文化時期，從半坡與姚村剖面之抱粉分析資料中已可看出，由于喬木花粉較前一階段有所減少，篙等草本花粉有所增多，這一階段氣溫較仰韶時期略為偏涼，但仍較現今溫暖，降水量較仰韶時期卻明顯偏少，當然仍較現今豐沛。這一結論還可從扶風縣案板遺址之動物遺存和抱粉分析結果得到證實。在這一遺址之龍山時期文化層中，一方面發(fā)現有竹鼠、耍等喜暖濕動物種屬，同時又發(fā)現有較多的嚙齒目、偶蹄目等草原型動物種屬。在抱粉中，木本植物花粉比例略有降低，草本花粉略有增加。木本花粉中闊葉樹種已不如前一時期繁多，但仍較多出現針葉樹種中松屬變化不大，僅柏屬稍有增加。這一花粉組合反映的是針、闊葉混交林與草原兼有的植被，仍較溫暖，但已呈現變干趨勢，是溫暖半濕潤氣候。就地帶性而言，仍應屬亞熱帶氣候。
西周建立前之先周時期，也即夏、商這兩個奴隸制王朝時期約公元前世紀至公元前世紀。這一時期之氣候狀況，根據扶風縣案板遺址抱粉分析資料，應與龍山文化時期一樣，也是溫暖半濕潤氣候。周原的卜骨中發(fā)現有“狩咒”的刻辭，兌，在古代即指犀，這與殷墟甲骨文中多次出現“獲兌”的記載相互印證，也證明先周時期關中地區(qū)與太行山東南麓一樣，氣候是溫暖的，也是較為濕潤的。
秦漢時期
秦王朝與西漢前期，因承接春秋、戰(zhàn)國時期之后，關中地區(qū)氣候依然保持溫暖濕潤狀況。《史記·貨殖列傳》中提及的“渭川千畝竹”及《漢書·地理志》中所述關中地區(qū)“有粵、杜竹林，南山檀拓”，均為當時氣候暖于現今之確證。有學者通過對秦兵馬俑一號坑出現的大量淤泥及在陵園范圍內專門修建的防水堤壩、完善的排水系統(tǒng)、高質量的排水管道等現象的研究，得出了秦代關中氣候溫暖、濕潤多雨的結論。
據此可判斷，秦與西漢前期同春秋、戰(zhàn)國時期一樣，氣候暖潤，年平均溫度高于現在，年均降水量也多于現在。西漢后期，即武帝之后，關中氣候又開始轉寒，據《漢書·五行志》記載，在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年以前，僅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年六月與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年三月有“大雨雪”的記，而自武帝元狩元年以后，則先后在元鼎二年公元前巧年三月、元鼎三年公元前年四月、元帝建昭四年公元前年三月和成帝陽朔四年公元前年四月發(fā)生大雨雪事件。前后相，后期之氣候顯然較前期寒冷。又據漢成帝時曾任議郎的祀勝之所著之農書記載，西漢后期關中種麥以夏至后日最為適宜，“早種，則穗強而有節(jié)晚種，則穗小而少實”。夏至后日，尚在白露前。關中種麥一般均在秋分之后，較西漢后期要晚約天。這也表明當時氣候要較今偏冷。
隋唐時期
長安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年有“十一月，京師大風雪”的記載。這顯然較曹魏、西晉、十六國、北朝時期大霜酷寒之氣候要和暖。但這一時期關中旱象仍較多，如開皇六年年八月“關內七州旱”，開皇十四年年五月“關內諸州旱”，八月“關中大旱”。說明關中仍較干旱。唐繼隋后，歷時年一年，且是我國歷史上繼西漢之后又一個強盛的王朝。因關中為王瓷所在，因而關于這一地區(qū)之氣候狀況史籍上記載較詳。據《舊唐書》及《新唐書》中之帝紀與“五行志”之記載，有唐一代關中地區(qū)冬無冰雪的年份有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年，唐高宗永徽二年年、麟德元年年、總章二年年、儀鳳二年年，武則天皇后垂拱二年年，唐玄宗開元三年年、開元九年年、開元十七年年、天寶元年年、天寶二年年，唐代宗大歷八年年、大歷十二年年，唐德宗建中元年年、貞元七年年，唐嘻宗乾符三年年。這在我國歷史上各王朝中是絕無僅有的。這表明唐代氣候確是偏暖的。結合唐長安城內外仍長有梅樹”，皇宮中種有柑橘并能結實的事實看，當時氣溫要高于現在。
唐代氣候較為暖熱還可從考古資料中得到印證。從發(fā)掘出土的唐代各種人物俑和墓室壁畫中可以發(fā)現，當時不論男女老幼衣著均比較單薄，特別是仕女，更是坦胸露背，蟬衣輕盈。而以后之宋、元、明時的人物俑，大多以身著棉袍厚衣為主。同時唐代帝王貴族常往山區(qū)之九成宮、玉華宮、翠微宮、華清宮等離宮別館避暑，京城官員也每在盛暑之日獲準放假，不用上朝。這些生活習俗，也都從側面反映了當時關中之氣候狀況。當然，唐代史籍中也有一些關中地區(qū)冬季大雪苦寒的記載。但若將冬無雪與冬有大雨雪的記載兩相進行比較，就可看出，在唐代前期和中期，即唐德宗貞元年間一年以前之世紀，氣候是以暖冬為主，氣溫偏高。而在唐代后期，即貞元年間之后的世紀，則以寒冬為主，也有春、秋出現霜雪害稼的現象。這表明到唐代后期，氣候又一次轉寒，且延至五代時期一年。
總的看來，隋與唐前、中期為接近亞熱帶的暖潤氣候，年平均溫度高于現代℃左右，年均降水量也略多于現在唐后期及五代時期，氣候又轉向涼干。
人口變遷
《國語·周語》記載，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料民于太原”。可知西周末年就舉辦過人口調查工作。秦末劉邦進入關中，蕭何首先收集秦朝的戶籍地圖，“所以具知天下塞，戶口多少”。說明秦帝國已經有了比較完整的戶口統(tǒng)計簿籍了。可惜秦代以前的人口資料沒有保存下來。現存最早的人口統(tǒng)計數字，是《漢書·地理志》記載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版籍，以后歷代正史地理志、全國總志、地方志大多繼承了這個傳統(tǒng)，保留了人口數字（戶數或口數）的記錄。
兩漢時期，漢代的人口調查皆為戶數和口數并列，關中平原人口最集中的是長安附近，密度約達到每平方公里千人，為全國之冠。魏晉南北朝時期東漢末年開始，中國進入了長期分裂和戰(zhàn)亂時期，黃河流域屢經兵燹，關中地區(qū)經董卓之亂，“長安城中盡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唐貞觀年間開始人口直線上升，至天寶年間到達了頂峰。
隋唐兩代正處于封建社會上升時期，國力強盛，而隋、唐又都定都關中，使陜西人口遷移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資治通鑒》記載，隋文帝開皇九年（589）滅陳，遂將陳后主及其王公百司全部遷于長安。此年三月，“陳叔寶與其王公百司發(fā)建康（今江蘇南京），詣長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絕。帝命權分長安士民宅以俟之，內外修整，遣使迎勞，陳人至者如歸”，從南方遷入長安人數之多可以想見。除陳后主及太子、諸王28人以外，還有陳朝尚書司馬消難以下至尚書郎200余人皆被遷于長安。
唐代對人口遷徙有許多明確規(guī)定。遵循秦漢以來，“強干弱枝”的傳統(tǒng)政策，嚴格限制京畿人口遷出。據《新唐書·食貨志》載，唐政府明確規(guī)定：“自畿內徙畿外，自京縣徙余縣，皆有禁。”“畿內諸州不得樂住畿外，京兆、河南府不得住余州。其京城縣不得住余縣，有軍府州不得住無軍府州。”按照這些規(guī)定，作為京畿之地的關中地區(qū)的人口不得隨意遷往外地。據記載，唐太宗曾下詔“雍州錄尤少田者，并給復，移之于寬鄉(xiāng)”。但移往何處，移出多少人口卻不明確，這次遷移人口僅限于“尤少田者”。武則天改唐為周后，曾從關中等地向洛陽遷移人口。據《唐會要》卷84《移戶》載：“天授二年（691）七月二十四日，徙關內雍、同、秦等七州戶數十萬，以實洛陽。”這次遷移來自7個州，而史籍僅提到雍、同、秦三州，其余4州缺載。隋、唐兩代沒有像秦、漢那樣大規(guī)模向關中移民，但隋唐時遷入陜西的人口并不少。遷入的人口主要有各地士族、一般官僚士大夫，沿邊各少數民族乃至西域諸國人，全國各地的僧侶、商人等，日本、高麗等外國學者、僧人等。
在唐代，關中地區(qū)是舊士族遷入的主要地區(qū)。唐長安匯集了大量來自各地的少數民族商人乃至外國商人。“安史之亂”后，“回紇留京師者常千人，商胡偽服而雜居者又倍之”。昭武九姓分布于今新疆、中亞一帶，史稱其“善商賈”，這些昭武九姓商人沿絲綢之路東進，在長安者眾多。據《資治通鑒》載，安史之亂后，西域“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安居不欲歸”，貞元三年（787）經檢括“凡得四千人”。這些人大多原為西域使者，由于安史之亂后西域道路不通，遂久居長安，成為標準的移民。長安的波斯、大食等外國商人也不少。如長安西市就有波斯商人開設的“波斯邸”（《太平廣記》卷16）。西市還有不少胡商（少數民族商人）開設的飯館、酒館等，并以胡姬陪酒。李白《少年行》之二云：“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都城遺址
周之豐鎬
位于陜西省西安市西郊灃河兩岸，為西周文王在河西岸所建豐京和后來武王在東岸所建鎬京的遺址。遺址范圍包括客省莊、馬王村、張家坡、新旺村、馮村、洛水村、普渡村、斗門鎮(zhèn)及昆明池故址，總面積約70平方公里，建筑基址1000平方米。1933年、1951年以來勘查發(fā)掘，發(fā)現夯土臺基、古水道、墓葬、車馬坑、房屋、窖穴，出土大量青銅器物及生產工具、生活用具等。
鎬京遺址：大致呈正方形，邊長約3公里，總面積約9平方公里。區(qū)域內分布有普渡村、上泉北村、落水村、官莊、牛角村、南村等。在豐邑范圍內曾大量發(fā)現比較密集的包括房屋、陶窯、窯穴、手工作坊、道路等居址遺址，并于這一帶發(fā)現了十余座夯土遺址，其中呈“丁”字形的四號基址總面積達1826.96平方米；在馬王村村北一所基址內還發(fā)現了陶水管道。從1961年起，先后在普渡村之西發(fā)現一些西周夯土建筑基址，在落水村發(fā)現大量建筑用瓦和白灰面墻皮、紅燒土塊；在普渡村西發(fā)現的“工”字形五號基址總面積達2891平方米；在普渡村之北和上泉北村之東發(fā)現有十余座陶窯，在斗門鎮(zhèn)之東和白家村之北見有一些西周灰坑。1980年，在下泉北村西邊豐河故道河床中發(fā)現西周重器多友鼎。河古橋遺址的考古成果同樣為通過地理學而找出的豐鎬遺址提供了證據。考古顯示：“沙層厚達7米……第6層為灰細沙層，因此未發(fā)掘，加之往下水位在此層內隨四季變化不斷升降，厚度不詳，沙層純凈，顏色呈灰黑狀，內多含有秦漢陶瓦片，不具有后代遺物。”今天，沙河橋址河床標高388米，客省莊、韓南間沙河口標高392米。結合地理變遷數據可推斷出，西漢時沙河河床標高在381—385米之間，西周時豐水在客省莊到嚴家渠一段河床標高約在382—386米之間（今標高385—390米），與推斷的豐邑所在地標高389—392米和鎬京所在地標高386—392米，有高差4米到6米，足可以使百年一遇的洪水難以犯上河堤。可見西周時，客省莊之北的渭河一級階地上是完全有建都條件的。
秦之咸陽
秦咸陽城位于陜西省咸陽市渭城區(qū)窯店鄉(xiāng)和正陽鄉(xiāng)一帶，為戰(zhàn)國時期秦國都城。城址東西長6公里，南部因渭河北移而遭破壞，北部咸陽原上有大型宮殿基址十多處。宮殿區(qū)附近有手工作坊遺址及居民區(qū)、墓葬區(qū)。1974—1975年發(fā)掘的一號宮殿為高臺建筑，宮室用回廊、坡道連接，結構復雜，布局主次分明，墻壁涂朱繪畫，出土大量建筑構件。
阿房宮遺址位于今西安市西郊15公里的阿房村一帶（三橋鎮(zhèn)之南趙家堡和大古村之間），又名阿城。是秦朝皇宮的前殿，它創(chuàng)建于惠文王時，擴建于秦始皇時期。秦始皇統(tǒng)一全國后，始皇三十五年（即公元前212年），在渭河以南的上林苑中開始營造阿房宮。由于工程浩大，秦始皇在位時僅建成一座前殿。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宮前立12個銅人。中國有“晚唐小李杜”之稱的詩人杜牧作《阿房宮賦》云：“露壓三百余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墻，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斗角。”
漢之長安
漢長安城遺址位于陜西省西安市區(qū)西北約3公里處，占地36平方公里。漢高祖時始建長樂宮、未央宮，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筑長安城，添建長22.7公里的城墻，武帝時興建北宮、桂宮、明光宮、建章宮，修上林苑，開鑿昆明池，規(guī)模始備。城墻用黃土夯筑，高12米多，每面各三座城門，每座城門有三個門道。城內有八條大街，寬45米，互相交叉。
隋唐長安
史料選編
繆希雍《葬經翼》：“關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龍首也。”
《史記》：“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
《史記》“秦地被山帶河，四塞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斗，不扼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
《史記》“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
定都王朝
文化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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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劇：大陸：《隋唐演義》，《隋煬帝》，《花木蘭》，《開創(chuàng)盛世》，《唐太宗李世民》，《大唐名相》，《貞觀之治》，《隋唐英雄傳》，《游龍驚鳳》，《風塵三俠之紅拂女》，《亂世桃花》，《傻小李元霸》，《新少林寺》，《秦王李世民傳奇》，《至尊紅顏》，《大唐情史》，《貞觀長歌》，《薛仁貴傳奇》，《文成公主》（李琳版），《文成公主》（曹穎版），《武則天》，《無字碑歌》，《日月凌空》，《大明宮詞》，《神探狄仁杰》，《唐明皇》，《楊貴妃秘史》，《大唐歌飛》，《金縷衣》，《法門寺猜想》。香港：《大唐雙龍傳》，《隋唐群英會》，《布袋和尚》，《楊貴妃》，《金牌冰人》，《楚漢驕雄》，《盛世仁杰》，《決戰(zhàn)玄武門》，《洛神》，《醉打金枝》，《漢武大帝》《長安十二時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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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作品
- 主題公園：《大唐芙蓉園》等。
參考資料
[1]
《清明上河圖》的文化效應-中國社會科學網 · 中國社會科學網[引用日期202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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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我國建都朝代最多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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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都常來長安 五一來西安，必打卡的八大景區(qū)！#春到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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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為何沒有再次成為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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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疑是指神經過敏、疑神疑鬼的消極心態(tài)，屬于精神心理科疾病。與生活環(huán)境、消極暗示、受過傷害等有關，因心理脆弱而過度自我保護。多疑分為內應多疑和外應多疑。內應多疑的主要表現為總是懷疑某人對自己不好，某件事對自己不利，便耿耿于懷，悶悶不樂，情緒立即反常，半天都不能排解；外應多疑的主要表現為的覺得被人懷疑后
程英，金庸小說《神雕俠侶》中的人物，本是江南陸家莊大小姐陸無雙的表姐，陸家莊被李莫愁滅門后，程英與陸無雙逃出陸家莊，程英被黃藥師所救出，后被其收為關門弟子。程英長相臉色晶瑩，膚光如雪，鵝蛋臉兒上有一個小小酒窩，微現靦腆，程英性格溫柔婉孌，善解人意，是《神雕俠侶》中極具魅力的女性之一。
烏拉爾是哈薩克斯坦西北部城市，位于烏拉爾河右岸，是烏拉爾斯克州的首府。該城建于1613年，原名雅茨克鎮(zhèn)，1775年更名為烏拉爾斯克，1991年哈薩克斯坦獨立時改現名。十九世紀時，烏拉爾斯克曾是貿易中心，現在是鐵路要站、河港和航空港。1999年人口為195,500人，主要由哈薩克族（71%）和俄羅斯族
皇宮，屬于皇帝和他的后妃、子女們生前居住的地方。傳文，玉皇大帝居所紫微宮有10000個宮殿，而皇帝為了不超越神，所以故宮修建了9999間半宮殿。皇上是極陽之身，所以皇宮是是風水學上的陽宅。
尚可名片
這家伙太懶了，什么都沒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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